汉阳失守后，张振武又将藩库的三十五万两银子私运到上海挥霍一空。黎元洪问他采购了多少军械、多少服装，他竟然怒斥黎元洪：“我们把你拉出来做大都督，现在已安富尊荣了，你倒清起我们的账来了！”说罢，张振武将桌子拍得咚咚响，大发雷霆而去。此说虽出于文学社员刘化欧之口，其描述未必十分可信，但也足以说明张振武种种难容于同僚的作风。

革命党人殷子衡也说，张振武在上海遇见他时，“执手道故，倍致殷勤；唯对于军火事，则支吾其词，甚至云：‘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君当为我力助。如不愿返鄂，则可暂驻此，以等机会’”。

就事论事，黎元洪在南北议和期间确实让张振武携现款40万元赴沪购买军事装备，但也绝非纯属个人“挥霍”，只不过张振武抵沪后将其用于广事交游、谋划另组北伐军的事上，而非黎氏所言之军备。

孙武、蒋翊武下台后，张振武已成为黎元洪“坐稳湖北、独霸一方”计划中最大的绊脚石。动乱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时，张振武手里仍握有兵权，他除了私人卫队外，还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难免让黎元洪有如芒在背的感觉。

为褫夺张振武的兵权，黎元洪可谓是机关用尽。1912年4月初，黎元洪向“将校团”派去一名副团长。被拒后，黎元洪又企图将之编入自己掌控的第六镇。此番动作用意十分明显。张振武对此心知肚明，他非但对黎元洪严密防范，而且还计划将自己的武装扩张为一个镇（师），两人的矛盾由此日益公开化。

武昌警视厅长顾庆云被免职一事更是让黎、张矛盾迅速激化。顾庆云原是革命党人，其职位也为黎元洪的亲信所接替，张振武为此大为愤怒。他之后写信给黎元洪，称：“现在有人把约法视同废纸，把公理当成一双破鞋，升迁奖惩，任人所为。顾庆云是革命同志，与本人有过命的交情，如果有人想搞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把戏，我个人有义务去维护革命同志的权利。”张振武可能没有想到，这封信最终成了一道要他性命的催命符。

民国初立，百废待兴。这对当时已是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来说，更是有一番意义。此时老袁正急得挠头，思考该如何搞定乾坤。普天之下，革命汹涌。一朝梦醒，汗渍淋漓。坐着大总统的“危榻”，袁世凯也同黎元洪一样，视革命“群氓”如芒在背。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是袁世凯梦寐和运筹已久的大事。张振武恰巧给袁、黎合作标下了最好的注脚。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宧的策划下，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把他们弄到北京去[2]。1912年5月，袁世凯以尊奉“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表面上是抬举，实际上给的只是闲差。对此，张振武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