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革命派刊物内部，如《民立报》、《神州日报》等也对“举袁”之说颇为提倡，其相关报道、短评及社论均不难找到。另外，列强的态度也是重要的一环。英国公使朱尔典即直接把“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作为斡旋南北议和的条件。莫理循在南下上海时，曾对革命党人多次吹风，任命黎元洪或孙中山作为民国的总统，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因为孙中山对中国现状一无所知，黎元洪则在外省毫无地位，言外之意，孙、黎二人将无法掌控局势，这显然不符合各国的在华利益。

袁世凯就不同了。老袁之前的从政经历及成就，已显示出比国内其他任何政治家更高的治国才能。也只有他，才能让列强感到放心。由于其表态过于露骨，莫理循甚至受到中外各方乃至上司的批评，但莫理循的言论，无疑是英国官方意见的反映。

由此，孙中山虽然已宣布就职，但这一事实既没有改变“虚位待袁”的决议，也未能对革命党人的思维定势有所触动。在众人眼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换言之，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而事实上，孙中山“在位”的40多天里，整个南京临时政府也都是名不副实。

革命元老张继曾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黄兴）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胡汉民也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

兼为革命党与反对派的章太炎，他的话就更刻薄了：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其话里话外，仍在“举袁”而暗讽南京众人为“鼠窃狗偷”。

1912年1月下旬，当和议陷入僵局而孙中山突然抛出五点“要约”时，其昔日的“左膀右臂”、刚从狱中死里逃生的汪精卫竟直斥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

孙中山抛出五点“要约”是有原因的。当时，“清帝退位”的各项条款大体就绪，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那就是：清帝统治权“消灭”之后，北方政权将如何产生？而在建立新政权时，南方与北方，究竟谁是正统？从法理上说，这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