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徐永昌回忆，兵变发生后，其所部毅军奉命“在大路上散开截堵变兵，五营中经常有十哨人出动，在京、通各路展开很长的一线，变兵被管押或处决，物品归公，而若干银钱饰物，不少都装入了堵截者的腰包”；尝到甜头后，“弟兄们仿佛像猫子吃惯了野食，派他们固然出去，不派他们亦要自动出去。……等到绝无变兵时，他们还有顺便偷劫城外居民……一星期后，部队中风气便很不好了，有的见面偷问收获多少，同时营中亦赌博起来。”

令徐永昌感到哭笑不得的是，毅军截捕变兵得到意外收获后，“军心即起浮动，每每想发横财，此种心情，酝酿到夏天的一个晚上爆发了，在通州街市乱抢一阵（此时毅军已不驻京），他们鉴于三镇兵变之事后被人截捕，大多数复又回营，有几个士兵抢得一个留声机，回营时经过铁路放在路上，上好唱起来。后有别的变兵走来，遥向其地放了两枪，无人还声，走近一看，留声机仍在唱，但无人在旁，究竟是试唱以后，觉得无意思弃之而去，抑为枪声惊走，不得而知，反正是不要了。又抢回之物，过了两天，除很少细小的都留存外，其余听说上边要搜查，有的送给百姓，有的扔在营墙之外或投入井中，所在皆是。大多是抢时有兴趣，抢到以后，却又不一定想要，或是不敢要，故变兵心理，实在微妙难测”。

兵变中的抢掠行为也不必大惊小怪，在新旧政权交接的中空期，出现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实属必然，而要结束这种变乱，通常要以几个倒霉的抢匪或乱兵的脑袋作为终止。事实上，兵变中首开大规模抢掠先例的并非是京津兵变，而是发生在保路运动的所在地：成都。

辛亥革命的先声起于四川省“保路运动”，但四川省是南方各省中独立最晚的。11月27日，身上背负累累血债（“成都血案”）的赵尔丰在形势逼迫下主动交权，保路风潮的风云人物蒲殿俊随后被推为都督，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权力更迭的背后，实为赵尔丰策划一切，而其目的在于自保，因为蒲系文人，手握兵权的朱庆澜则是其一手提拔的亲信，可以控制局势。

赵尔丰的如意算盘最终却落空了。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在成都东校场举行阅兵，新都督蒲殿俊还没说两句，下面即有士兵大声喧哗，说答应发三个月的饷，为何只发了一个月，接着有人朝天放枪，队伍前的放饷委员被当场打死。枪声一响，校场内顿时一片大乱，蒲殿俊当场被吓得两腿战栗，全身瘫软，后被两个马弁背着逃出，而身为统制的朱庆澜也随后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