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老会等毕竟以黑社会起家，其成员素质差，水平低，蛮横有余，智慧不足，不能造福乡里，反而为祸一方。如各帮派的传统项目“打鹧鸪”（即拦路打抢），即便打着革命的旗号，往往也旧习难改。川人王师雄曾记载：木贩子王子尼忽然心血来潮要办同志军……人马集中的那天，许多替地主收租谷的临时挑脚看见了，就把装着谷子的口袋挑到营门，扁担成了武器，当天就聚集了一百多人。一个放鸭蓬子的一千多鸭子，正在谷桩里寻吃，王子尼一声令下：“打赵尔丰！”他的队伍马上散开捉拿鸭子，吃不完的也用竹竿打死。像王子尼式的队伍，几天内各地都出现了[22]。

四川哥老会又称“袍哥”，辛亥年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不过对老百姓来说，“袍哥世界”未必是什么好事，至少社会秩序就好不了。“同志军”（成员多为“袍哥”）的鼎盛时期，成都实处于无序状态，各公口的恶分子（其中不乏流氓惯匪）招摇过市，公然聚赌贩烟，甚至公然偷盗抢劫，而都督尹昌衡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别的不说，光四川军政府大门前就有赌摊上百个。

四川的乱象引发了外省哥老会的革命幻想，周边的新生政权大为头疼，滇、黔、湘三省军政府即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而不予承认，云南都督蔡锷甚至宣布要派兵“荡平匪乱”[23]。在邻省的压力下，尹昌衡下令取缔哥老会，一场“轰轰烈烈”的江湖政治草草收场。但是，各堂口被明令取缔，会党势力依旧暗流涌动，并不间断地掺入绵延二十余年的四川内战之中。

与四川类似，陕西军政府也在清帝退位后下令捕杀陕南哥老会首领，并在安康杀变兵两百余人，才将会党气氛逐渐扫空。

相对西南其他省份，云南革命因以新军为主，秩序也全凭新军维持，情况要好很多，但省内会党活动仍旧猖獗。为此，云南都督府特颁布解散堂会令，其中对会党分子惩戒严厉，凡立公口、开山堂，歃血订盟，图谋不轨者，首魁者处死，谋议者终身监禁，若抗官拒捕、持械抢劫，无论首从，一律处死。

阿Q造反三件事：报仇，抢东西，抢女人。参加革命的人多希求回报，江湖人士也不能免俗。事实上，部分革命党人也不例外，如革命前曾内定为湖北都督的刘公，其在武昌起义后回到襄阳，“第一件要事是大兴土木，把祖传的豪华第宅修葺一新，还修筑四座碉堡，派兵一营把守。接着，他又以老革命党资望和大地主、大高利贷者这种豪家子弟的身分，把当地豪绅富商集合在自己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