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至1976年期间，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社队工业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的兴起起到了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为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人民生活水平从某些方面看也有所改善，基本上能够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正常生活需求。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在世界上首次育成杂交水稻，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中国和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

从总体上说，“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使国民经济损失惨重，仅1967年和1968年两年时间里，工农业生产总值损失超过1000亿元。

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先后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世，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特有的清教徒的创业精神联系在了一起，似乎只有西方才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土壤。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使人们看到在受到中国儒家文化长期浸染的东亚地区，竟然也能缔造出生机勃勃的经济腾飞气象，于是出现了人们对所谓“东亚模式”的关注。与亚洲四小龙同步，日本的经济也迅速发展壮大。这个因为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使自己一度面临经济崩溃的国家，因得益于美国的扶植在战后迅速恢复、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国土面积狭小的岛国日本却成为了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又有论者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形象的“雁阵模式”来描述亚洲经济的腾飞。

然而，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哪种模式，中国都是缺位的。中国只有改变现行的体制，实现体制创新，寻求另一种发展道路，才能够真正地摆脱窘境，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