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对他的弟子讲，治理国家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即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应有的位置，说得通俗些，就是让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身份的人都清楚自己应该是什么角色，这个角色应该如何行动。如果每个人都按行为规范去做，自然天下大治。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治国平天下”。

至于如何做才符合个人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抽象地说，就是儒家提倡的“义”，具体地说，就是儒家提倡的“礼”。

所谓“义”，就是宜，意思是适合、合适，是指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基本原则应该是恰如其分。所以孔子曾经说“过犹不及”，意思是过分和做不到位是一样的，都是不可取的。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呢？这就要学习“礼”，也就是儒家提倡的各种行为规范。

对于如何落实自己的思想，孔子主要提出了两种方法。

首先，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以身作则，成为大众模仿的榜样，通过这种方法才能使全社会都遵循儒家的思想。孔子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时时刻刻在为自己的弟子们作榜样，正是在他的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孔子门下才有了众多的弟子，并在他去世以后形成学派，继续宣传他的思想。从这个角度，孔子认为，政治就是一个字“正”，即统治者要端正自己。孔子也强调“信”，强调统治者要取信于民，民众只有信任、相信统治者，才会遵循其所提倡的行为规范。

其次，孔子强调祭祀、重视丧礼，就是以死亡来提醒人们，如果你在人生过程中不遵循这种社会行为规范，你死后的归宿会很不好。在这里，孔子的思想陷入一个矛盾，他要用鬼神观念来督促人实现“义”，可他自己却是不信神的。他从不对学生讲“命”、讲“神”。

由此我们发现，孔子的学说虽然好，可如何将之变成现实，也就是在具体如何操作方面，孔子的方法却是不得力的。孔子周游列国，是要以这种方法从政，实现国家的大治、天下的太平，但是他走了十几个国家，各国的国君都不买他的账，原因就在于此。一句话，大家都觉得实现不了。

孔子虽然一生郁郁不得志，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的学生中却人才辈出，在战国时代，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形成很大的影响，儒学也成为天下“显学”。孔子作为教育家的人格魅力，在他去世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放射出异彩。

战国时期，为各国统治者采用的学说主要是法家的思想，这在历史上是法家学派最为辉煌的时代，儒家未能为统治者采纳，也没有出过当朝权贵，其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说，恐怕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儒家的“人多势众”。孔子身后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弟子，他的弟子中，有很多人继续走老师的路，从事教育，而且非常有成就，在这里，孔子开创的新的教学体制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儒家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许我们可以说，后来儒家学说能在诸子百家的竞争中胜出，主要是赢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