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族群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才最终造就了早期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国国家的形成。在古史传说中，黄帝的族群打败了炎帝的族群，两个集团合并，成为华夏族最早的源头，中国人至今自称是“炎黄子孙”，就是源于此。黄帝、炎帝两个族群还联合打败了蚩尤为首的苗蛮集团，使其向南方长江流域迁移。这些传说，应该说，都是对族群间碰撞与融合的历史事实的模糊反映。

虽然我们还无法搞清楚这一时期究竟存在哪些族群，他们之间都经历了怎样的分分合合，但众多族群的存在应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目前多数中国学者认同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中心的，而是“满天星斗”式的。“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上存在“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些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大地上史前文化的发展，多个文明中心和多个文明源头汇聚成后来的华夏文明。中原地区由于具有地理与交通方面的便利条件而成为文明的汇聚地，在发展中逐渐居于领先地位。

目前，在黄河流域之外，我们至少还应该关注两个文明的中心，一个是发现于东北的西南部地区的红山文化，一个是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作为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并峙的另两个文明中心，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图示如下：

史前时代这种三角形的区域互动模式，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展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影响。正是由于从史前至夏商周，上述三个主要文明中心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上图所示的三角形结构所覆盖的范围，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统治力所及的主要地区。可以说，史前区域间的互动不仅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而且其互动模式也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成明显的影响。

谈到史前区域结构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从夏至清长达4000年的王朝统治中，除了东晋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大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以外，历代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其一是西安－洛阳区。从传说中的夏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到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周的镐京（今陕西西安）、东周的洛邑（今河南洛阳）、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以及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与西晋的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2000余年间，中国的都城一直在西安－洛阳一线东西移动。在中国古史的前半段，所有王朝的都城都在此地域之内。在此后，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迁至洛阳，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长安，五代中的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以及此后的北宋则定都开封，也都是在此区域内。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都城最重要的分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