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各位君主大多信奉佛教，而南朝君主中，对佛教信奉最虔诚的则首推梁朝的武帝。他甚至三次将自己施舍给佛教寺院作奴隶，再让大臣们花费巨额财物给寺院，将自己赎回来继续当皇帝。

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吟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南朝的寺院远不止480座。早在东晋时，南方的佛教寺院就已经超过了1700座，至南朝梁，已经达到2846座了。北朝的数字还远高于此，北魏有寺庙3万余处，僧尼近200万人。到北魏分裂之后的北齐、北周时代，北方的寺庙达4万处，僧尼近300万人。

佛教传入之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南北朝时期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时期。除了佛教寺院大量建立，和僧人数量激剧增加之外，值得关注的现象还有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取经。在持续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无数中国僧人经过丝绸之路绕道中亚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并将在印度求得的佛经带回中国，翻译成汉语。这一翻译运动最终的结晶，就是汉语的《大藏经》。

《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包括经、律、论三藏。经是指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律是信徒应该遵守的仪轨规则，论是后代僧人对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目前流传的汉语《大藏经》，包含许多巴利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内容，是汉地佛教或者说中国佛教的特色的体现。自宋开宝（968—975年）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版和排印的《大藏经》21种。

以佛经的翻译为基础，中国的佛教教派逐渐形成，较著名的佛教派别有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直到当代，日本、韩国的佛教教派，大多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其源头。

发展至唐代，中国佛教已经具有自己独特的经典、教派、仪式、文化，也已经形成非常完善的不同于印度的僧团组织、丛林制度，佛教至此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发展为中国式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唐代以后，中国人虽然也清楚佛教最初发源于印度这一事实，但已经完全将佛教作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加以信奉了。

由于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是在南北朝时期，深受当时分裂状况的影响，当时南北佛教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传教方法上，北朝佛教注重以巫术争取信众，南朝佛教则注重以玄学结纳士人；在佛教建筑上，北朝盛行修造石窟，南朝则仅注意兴建塔寺；在宗教实践上，北朝重视高僧的神迹与灵验，南朝更重视加强僧众的戒律与修行；南北所译佛经、所形成的教团也都存在差异。此外，在南方出现的有关沙门是否应该致敬王者的争论、有关僧侣“踞食”、“袒服”的争论，在北方都是未曾出现过的。相比而言，士大夫阶层中信奉佛教者与反对佛教者的矛盾与斗争，南方也比北方更激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