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很容易地忘记了英国政府在历经了18 世纪晚期的种种错误之后学会的一点，即对那些在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稳定性上非常先进的殖民地授予“负责任的政府”相当容易。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虽然所被赋予的特权有限）到20 世纪早期，都有了对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的行政长官。这些特权的授予不仅限于以白人为主的殖民地。在印度是否应当最终成立英式议会政府这一问题上，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曾一语中的——尽管他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我从未想过要改变或阻碍（印度的自治）。这一天无论何时来到都将是英国历史上最引以为豪的一天。发现一个伟大的民族沉沦在奴隶制和迷信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为使他们渴望并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所有特权而统治他们，的确是值得我们感到荣耀的使命。”2003 年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问题上，某些决策层的人物所表达的看法与之如出一辙。同年9 月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中，小布什总统自己也明确表明，他入侵伊拉克的目标之一，正是为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美国并非是第一个进入巴格达地区的讲英语的侵略者，与先前的侵略者一样，美国同样将自己标榜为“解放者”而非征服者。

本书的结构是平铺直叙的。第一章叙述了美国的帝国起源并展示了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利坚帝国的领土范围和它的局限性。

第二章提问并说明，为什么20 世纪的美国虽然拥有庞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却对其所干预的诸多国家强加意志时困难重重？同时也解释了美国在联邦德国、日本和韩国“国家缔造”成功的特例。

第三章阐述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虽然犹如晴空霹雳一般打击了美国人，但它却是长远的历史趋势的极度体现：美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诸多矛盾之处，对波斯湾的石油依赖不断增长的西方经济，以及仇视美国及其盟友的阿拉伯人已采用并发展恐怖主义作为对抗西方国家的一项策略。也许恐怖分子造成的最大改变是美国人的态度，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改变。正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一个看似本性内向（如果算不上孤立主义者的话）的政府及其选民转而产生对真实的、可疑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潜在赞助者们发动一场战争的想法。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本身也不是个别事件。真正的历史转折点不是“9·11”恐怖袭击事件，而是“11·9”柏林墙的倒塌。1989 年11 月9 日柏林墙的倒塌比起世贸中心的坍塌对于美国

实力所带来的变化，其影响要更加深远。虽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是邪恶的，但在程度上仍然远不及苏联一度对美国的威胁。

第四章提出的问题是：自1990 年以来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从“多边主义”到“单边主义”的转化。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联合国在过去的15 年时间里转变了角色，美国的大部分政策则是为应对联合国的失败而临时制定的，尤其当联合国安理会的欧洲成员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就在20 世纪90 年代，历经了一系列痛苦教训后，美国明白了对那些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来镇压少数民族的政权，只能用可靠的军事干预手段才能奏效。美国还明白了一点：采取这些行动并不一定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明确授权才可以这么做，只要有“志愿同盟”就足够了。

第五章通过思考上一个英语帝国的成本与效益，为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产生的当代帝国进行辩护。这里提出一个观点，今天的自由帝国无论从美国自身利益还是利他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利的。之前的许多殖民地，政治独立的尝试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黑非洲，它的穷困并非是受人们经常谴责的殖民主义的遗害，而是由于独立之后几十年的治理不当所导致的。相反，一个典型的自由帝国不仅保证其经济开放性，更重要的是从体制基础上保障发展顺利进行，以提供经济增长的最佳远景。

第六章试图对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对自由帝国模式是否适用于那个不幸的国家进行探讨。该章阐述美国2003 年的三个目标——确保解除伊拉克政权的武装；颠覆一个凶残的暴君统治政权；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既值得称赞又有其可行性。但是，当我写作的时候有一点还不明确，那就是美国能否在伊拉克为成功地进行“国家重建”而投入所需的人力和时间。阿富汗就更不用说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选民们一贯反对政府对别的国家的长期承诺，即使历史经验证明，这些长期承诺对一个国家向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政府成功转型是有必要的。我虽真诚地希望自己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我仍然对美国是否有能力在伊拉克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体制表示怀疑，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偏好短期的、以军事干预为主的行为。而且，美国一贯不愿意从这种无效的短期行为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