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对战舰的狂热是以海外商贸利益为根据的，因此，增强海洋力量被认为是正当的。19 世纪80 年代之前，很少有美国商人会考虑到在美国以外寻求机会，因为在国内显然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金钱。确实，19 世纪50 年代，一些南方人曾经梦想在得克萨斯甚至以外的地方发动军事进攻，从而在中美州建立新的奴隶制国家——田纳西冒险家威廉·沃尔克正是怀揣着这样的计划于19 世纪50 年代中期成功地夺取了尼加拉瓜的控制权。1859 年一项要求兼并古巴的法令被递交给国会。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更重要的是内战所产生的结果，所有此类想法都变成了过眼云烟。直到19 世纪80 年代，共和党领导人、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表达了以下观点，对于北部工业而言在“南美的矿井里以及墨西哥铁路……甚至在海洋中”也存在“有利可图的事业机会”。“当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稳步地扩大殖民统治时，”布莱因宣布，“这个国家的特殊使命是促进及扩大与美洲各国发展贸易。”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这位印第安纳州19 世纪90 年代早期的议员，则更进一步地指出：

“美国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超出了美国本土人民的需求；美国土地出产的农作物也超过了美国本土人民的实际消耗量。命运为我们写就了我们的政策，我们必须在全球开展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贸易枢纽作为分发美国产品的配销点……伟大的殖民地会自行治理自己的国家，飞扬着我们的国旗和我们做贸易，并围绕着我们贸易枢纽的建设而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美国律法、美国秩序、美国文明以及美国国旗都会自行在那些先前是血腥、愚昧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上帝通过这些中介使得这片土地变得美丽而辉煌。”

约瑟夫·康拉德的著作《诺斯特罗莫》中的人物荷尔洛伊德是唯利是图的代表人物，一个傲慢的东海岸富豪，他在书中说道，

“科斯塔瓦纳是什么地方？它是10% 的贷款以及其他愚蠢投资的无底洞。欧洲多年来一直双手奉上其资本——虽然不是我们的资本。在这个国

家里，我们太懂得下雨天得呆在家里不出门的道理了，我们坐观其变。当然，总有一天，我们会进入的，而且一定得进入。但是不必着急，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这个最伟大的国度得等待它的时机。到那时我们就会对任何事物都有发言权：工业、贸易、法律、报章杂志、艺术、政治以及宗教信仰，从好望角到史密斯峡湾，还要超过这些地域。北极如果出现值得拥有的东西我们也要有发言权。接着我们应当接管地球上偏远的岛屿和陆地。

世界商业将由我们经营，不管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怎样想的，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想，世界阻挡不了——我们也同样阻挡不了。”

这种论调早就可能在伦敦的某家俱乐部里听到，尽管调子会稍许低一些。经济帝国主义组成元素在大西洋两岸基本上是相同的：不仅想要降低他国的关税（从而打开各国市场，这对于1893 年到1896 年的经济萧条尤为重要），而且要做好使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在竞争中取胜的准备。欧洲帝国主义专业的学者同样熟悉当时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潮流：约瑟亚·斯特朗是《新世界环境下的扩张》（1900 年）一书的作者，书中诠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是赫斯特和普利策报业集团所倡导的那种狂热的沙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