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由上帝选择的子民。”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外衣》中这样写道，“我们美国是这个时代的以色列，是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20 世纪期间美国领导人更为频繁地采用这一圣经语言，努力夸大提高美国外交政策的地位，如果不是为了使其神圣化的话。这样一来，他们便在效法早期帝国缔造者们的榜样，不仅仅是麦金莱。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美国价值标准的外延已超越了美国边境，和美国边疆扩张自身差不多，在他们看来都是“昭昭天命”。然而这里有一个长期执行的问题。越是力求到达更远的热带地区，美国在那里的控制被证明越为薄弱。“自由帝国”显然可以给予古巴、尼加拉瓜和墨西哥这样的地方诸多好处，更不用说多米尼加和海地共和国了。但是美国人缺少使它们成为伟大美国永久组成部分的意志——只有夏威夷和波多黎各例外。但这至少因为它们是最听话的候选殖民地。其余的候选殖民地则得到各种与政治和财政清廉有关的说教以及偶尔的军事袭击。而美国的高尚目标和实现手段之间的矛盾——即美国可以随意开枪杀人，直到当地人们学会如何投票选举并统治他们自己——被完美地浓缩在了墨西哥。潘兴将军的滑稽之处在于，当他飞奔在墨西哥，沉迷于追捕潘卓·韦拉时，就好像梅尔维尔的那部讽刺作品《白鲸记》——失去了故事高潮所应有的对决情节。

也许，潘兴将军是对的。倘若还有一次远征机会的话，他可能会像亚哈一样最终逮到他那条“逃跑了的鱼”。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了。1917 年5 月28 日，这位将军作为美国远征军的指挥官开赴欧洲，执行追捕一条更大的鱼的指令。美国挣扎着成功地实现了它西半球霸主的宣言。自相矛盾的是当它面对世界权力这一更大挑战时，其帝国主义控制力却更为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