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 世纪40 年代，“帝国自我否定说”仍然反复出现。即使在美国参战之前，《时代》与《生活》杂志的经营者亨利·鲁斯就已敦促美国人“要寻求并展示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先见之明，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它是不断扩大的事业范围的动态中心，它是人类技术雇员的培训中心，它是虔诚的撒玛利亚人，真正相信给予比收获更蒙福祉，它也是自由和正义美好理想的发电站——这些元素当然能绘制出一幅20 世纪的美好景象，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这些浮夸训谕下的自信和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的惊慌失措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用一位记者的话说，“没有一个经历过那个星期天（即1941 年12 月7 日——译注）的美国人会忘记那一天。它深深地烙在了整个国家的意识中，剥夺了几代人怀有的美丽梦想。这次打击变成了某种莫名的惊恐，打击了我们最深的自豪感，撕碎了我们不受伤害的神话，打破了关于我们实力的传奇故事，只剩下赤裸的我们，毫无防备。”李普曼在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时说美国人好像成了一个“觉醒的民族”。然而，即便当这个被撩拨的巨人进行反击，且中途岛一战之后更确信盟军的胜利确定无疑，它仍然不愿接受美国在全球的承诺不可避免的事实。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反帝国主义思想特别具有影响力，尤其因为他是战后国际秩序设计师队伍中的领袖人物。1943 年他告诉他的儿子：“殖民体系意味着战争，压榨印度、缅甸和爪哇的资源，拿走那些国家的财富，却从不回馈给它们如教育、有尊严的生活标准、最基础的健康要求——所作的这一切是在积聚导致战争的忧患。”当罗斯福赴非洲卡萨布兰卡会议途中对冈比亚作短暂访问时，他被这个“地狱之洞”所震惊——“我此生所见最为恐怖的事情”。在他看来，殖民主义就是“肮脏、疾病，还有高死亡率”的同义词。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这位总统预想战后的世界也是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当我们取得战争胜利之后，”他宣布，“我将毕生致力于让美国树立坚定的立场，不会被骗而接受任何推进法国帝国主义式的野心的计划，或者任何帮助或教唆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的计划。”在罗斯福眼中，1941 年8 月的《大西洋宪章》第三条（主张“所有国家人民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不仅适用于大英帝国统治下的人民，还适用于遭受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土地上的人民。他对他的盟友丘吉尔说：“你们的血统里有400 年贪婪的本性，你们当然不能理解一个国家如果可以获得其他土地却不想那么做的心理。”“英国人会去抢世界上任何一块土地，”他愤怒地说，“即使只是一块岩地或是一片沙洲。”

丘吉尔只是习惯性地将罗斯福的反帝国主义态度看作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留下的遗产。正如他在《命运的关键》一书中所言：“这位总统的思想仍停留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他的脑子里，印度问题与北美13 个殖民地与乔治三世的对抗是相提并论的……”但这绝非夸夸其谈——多数美国人认同罗斯福的观点。1942 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10 人中有6 人认为英国是殖民主义压迫者。

然而，即便当美国人誓言向他们的盟友和敌人的帝国同时开战之时，他们都不肯承认他们自己的帝国正在迅速成长。1943 年11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草拟了一份粗略的国际控制下的战后出租或保留基地的购货单。在大西洋，新的防御边界穿过冰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非洲西海岸以及阿森松岛；在太平洋，从阿拉斯加到阿图岛、幌筵岛、小笠原群岛、菲律宾群岛、新不列颠群岛、所罗门群岛、斐济、萨摩亚群岛、塔希提岛，不要忘记还有克利珀顿岛和科隆群岛。罗斯福总统亲自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将马克萨斯岛和土阿莫土群岛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在像麦克罗尼西亚群岛这样的地方，国际“托管领土”便意味着美国的掌控。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告诉国会，据他所知，“所有战争期间被日本人攻占的岛屿都成了日本的领地，现在我们夺取了它们，它们也就成了我们的了。”对英国观察家们而言，美国战后计划的帝国主义特性是确凿无误的。阿兰·瓦特，驻华盛顿的澳大利亚使团的成员，早在1944 年就发现“有迹象表明，这个国家里正发展着有点冷酷的帝国主义心态”。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识别出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世界帝国的第一个阶段”，他曾是整整一代大英帝国的行政官员们的恩师。用哈罗德·拉斯基的话来说，美国将很快“如同一个巨人般骑在世界的脊背上驰骋，罗马帝国达不到它权力的高度，即使是掌控世界经济霸权时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影响力也不能与之相匹。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如此全面，如此深刻，如此直接。”与此同时，罗斯福虔诚地敦促丘吉尔不仅要放弃冈比亚，即总统看见过的少数英国殖民地中的那一个，还要他放弃印度和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