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好的佐证便是“去纳粹化运动”。一开始针对这个问题有过4 次尝试，均无结果。此后，美军当局于1945 年7 月7 日下达的指令碰巧涉及“渎职罪”的情况，从而造就了136 个强制性免职的情形。作为对此的补充，克莱颁布的第8 号法令规定，凡被定义为前纳粹的人若被重新雇用，只得从事体力类的工作。然而在日本和在德国一样，废除所有前政权制度下的高官是制造管理混乱的举措。早在1945 年~1946 年冬天，大量的拘留禁闭和行政降级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促使克莱相信有改变行动方针的必要。正如他1946 年3 月所言：“我手头上只有1 万人，根本做不了去纳粹化这项工作。这应当由德国人自己来处理。”德国人接手以后，出现了洪水般的调查问卷，这些问卷的设计旨在让德国人自己为自己在渎职尺度上精确评级，分为：重大过失犯，过失犯，较轻过失犯，从犯，支持者，以及（德国人自己开玩笑说的）“宝莹净洗对象”（宝莹为德国的一款老牌洗涤剂产品）。克莱后来将去纳粹化行动称为他“最大的失误”，一个“在纳粹党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制造出一个‘悲惨的命运群体’”，“这种意义含混的做法实在是不可救药”。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067 号文件要求建立一套旨在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信念的“协调体系，以控制德国的教育体制以及战后国家的再定位”。但这个任务同样是雄心太大，不可能产生预期效果。事实上，学术界很快就回到旧的、惯常的模式上去了。原先信奉纳粹主义的教授们现在开始信奉“北大西洋公约主义”，他们大多保全了自己的工作。文化变革的第一个重要特征是自由媒体的出现，但那也同样是被占领者们发起的，而占领者的职责无非是对它予以首肯。

毫无疑问，联邦德国的民主化是美国战后政策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克莱想要尽快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平民政府的欲望所驱动。如果国务院拒绝接手此项工作，那将不得不由德国人自己来完成它。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067 号文件设想过“以民主为基础，为德国政治生活的最终重建做准备工作”，但是它的底线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除非经过许可批准，否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然而驻德美国当局全然没有耐心等到德国政治活动自行开始的那一天。美国人早在1945 年8 月10 日的同盟国管理委员会上就建议设立以德国国务部长们为首的德国中央行政机构，来行使同盟国管理委员会的总的方针和指示。1933 年前属于保守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弗里茨·沙伏尔，在欧洲胜利日后4 周内就被任命为巴伐利亚总理（虽然4 个月后他就被解职了）。战事刚结束，美方就立刻允许人们在美国占领区内组织各种党派了，并且早在1945 年10 月，克莱就在斯图加特创建了各州总理委员会，并迅速增加其行政职权以减轻美国占领当局的管理责任。到1945 年末，美国占领区内所有新的或是重新改组的州都拥有了德国人组成的政府以及“预备议会”。次年的上半年度则形成了地方政府，举行了选举，起初是地方性的，然后在行政区一级继续进行，继而推广到市一级，最后是整个州。到10 月为止，所有美国控制的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宪法，这些宪法都是经军事当局批准，然后通过公民投票产生的。与此同时，各州还举行了新议会的选举。

1946 年9 月国务卿詹姆斯·F·伯尔内斯在斯图加特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他强调了美国致力于德国迅速民主化的承诺：“怀着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诚挚敬意，一旦德国人民能够以民主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美国政府从未打算拒绝德国人民行使这个权利……美国政府现在的观点是，德国人民……在适当的安全措施下，应当被赋予处理自己事务的主要职责………我们的态度是应当允许并帮助德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民主的德国政府作必要的准备的时机了……然而我们仍将坚持德国应当遵守和平、睦邻友好以及人道主义的若干原则……美国人民希望看见和平、民主的德国人民成为并且继续保持自由和独立……为自由而战的美国人民绝无意奴役德国人民。美国人民所信仰并为之奋斗的自由必将为所有愿意尊重它的其他人民所共享……美国人民要把德国的政府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要帮助德国人民重新屹立于全世界自由的、爱好和平的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