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有许多想要改变美国占领区内经济政策方向的尝试。从一开始，克莱的金融顾问，路易斯·道格拉斯就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067 号文件不屑一顾，认为这是那些不许欧洲最有技术的工人们尽他们所能为这个百废待兴的大陆进行生产的“经济学白痴”想出来的东西。早在1945 年9 月，由卡尔文·胡佛为军事当局起草的一份报告就承认“遍及多个关键行业的产业被裁军计划所波及，其极端程度与维持德国人民最低生活水平的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同时还有如何提供驻军费用的问题”。11 月，在杜鲁门总统的鼓励下，美国战时舆论审查办公室主任拜伦·普莱斯到德国造访，他建议彻底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1945 年12 月华盛顿来了个政策大转折。新政策消除了“消灭或削弱为和平目的运行的德国产业”的意图。美国的唯一“期望是看到德国经济适应到世界体系中去”。次年9 月在斯图加特的演讲中，伯尔内斯接受了道格拉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的观点：“如果拥有巨大煤矿和铁矿资源的德国变成了一个救济院，欧洲的恢复速度……将不得不进展缓慢。”随着1947 年美国与英国占领区的合并，其目标变成了“只要世界条件许可……就要扩大德国产品的出口”。然而，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如此缓慢，让人看来非常绝望，今天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1945 年末，克莱将德国经济描述为“简直就是停滞了的经济”。18 个多月后，他不得不以辞职来威胁，迫使国务院同意将德国工业产出定为达到战前水平的75% 的目标。事实上，这个目标直到1948 年第四季度才在美英占领区里达到。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一项旨在让被占领国经济停滞的政策却提高了占领的有效成本。1948 年末，一名德国经济学家通过计算得出占领的成本将接近该年总税收的一半；即便在1950 年它仍然占到联邦政府预算的1/3 强。然而，德国同时还接受美国的巨大援助。这对美国人来讲，既不得民心也非有利可图。在德、日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混乱的财政与猖獗的通货膨胀并肩同行，德国的情况看上去就像是1923 年恶性通货膨胀的重演。希特勒难道不正是那场“恶性通货膨胀的继子”吗？

取得国家重建的成功，解决被占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并非出于促进和平的想法。相反——这是整个冷战期间的关键之点——这是出于对竞争性帝国的恐惧。对于一个一直都在否认自己是一个帝国的帝国而言，其唯一出路就是问心无愧地行事，与其他对抗性的帝国作斗争。1947 年诞生的“遏制政策”的（总统）声明中，美国为它自己奇怪的帝国找到了思想体系，即“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1946 年2 月在乔治·F·凯南从莫斯科秘密发给华盛顿的“长电报”中，概述了美国需要成为帝国的新的逻辑根据。电报中他警告道：“美国只有彻底裁军，将空军、海军部队交给俄国人，现任政府必须退任，将权力转交美国共产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斯大林的恶意的猜忌。”杜鲁门根据凯南的警告做出了自己的结论，并于1947 年3 月12 日对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了演讲。他宣称“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拥有武装的少数人的镇压或来自外国的压力必须是美国的政策”。4 个月后，凯南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一篇划时代的《苏联政策的起源》中，清晰地表达出美国人心目中的“外国压力”究竟是什么。这篇文章发出警告，“苏联反对西方世界的自由体制”，莫斯科的目的是“蚕食……和平与稳定的世界的利益”。凯南还强调“美国任何针对苏联的政策关键必须是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但又同时要警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在这个分析中，苏联的帝国主义是一个预设条件。凯南的意思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地理位置和政策行为，灵巧而警觉地运用对抗力量是可以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的，但必须与苏联政策的改变和操纵手法相对应。（并且）在每一点上都计划以不可改变的对抗力量与苏联人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