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讲的“和谐”包括三个层次，但是媒体和后来的各种传播渠道只侧重讲了前两种：一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实，季先生讲的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人自身的和谐。你如果自身不和谐，怎么可能跟别人和谐？比如我看到一个人开的车比我好，我就很不和谐，我很生气，然后我就要骂两句；我看到一个人房子住得比我大，我也要骂两句；我看见崔永元、孟非的名气比我大得多，就恨得要死。这就是人自身不和谐所造成的。

人自身的和谐既然如此重要，那它主要靠的是什么呢？我想，靠的是文明与教养。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和文明一般是同步的，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教养。然而在当今，文化和文明出现了脱节，教育和教养出现了脱节。今天，文化和文明似乎没有必然的关系，教育和教养似乎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但是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没有相应地提高，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滑。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博士、硕士、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教养水平不仅没有相应地提高，反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滑。

一个没有文明和没有教养的人，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群体，是难以拥有真正的幸福的。

幸福有很多种，幸福是多元的，但我认为，有一种幸福是必须生活在一种文化的、文明的、有教养的快乐之中的。

◎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

由于我的经历比较独特，跟好多老人家都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

我非常赞同《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的一篇对崔永元做的“口述历史”的独家专访，题目叫《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我有时候特别愿意从一些老人身上感受他们的幸福。

我想举两位老人家的例子。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他出生于1911年，清朝灭亡那一年。他从小经历战乱，即便在留德期间，虽然躲开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却仍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天天要躲着炸弹；另一位是跟季先生几乎同龄的我的一个家族长辈——钱学森先生，他20世纪30年代去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但是他却曾以美国陆军上校的身份被派到德国去接受战争的洗礼。他们两人都曾历经苦难，甚至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是幸福的。为什么历经苦难，并且物质生活还曾如此贫乏，他们的人生却会那么幸福？我们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