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季先生不是被红卫兵拉去批斗了，就是被安排在女生宿舍门口打铃。那时都是传呼电话，电话来了要说“几零几室、某某同学有客”，都这样叫的。季先生有一段时间就负责干这件事。后来季先生告诉我，他那段时间居然感觉很幸福。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可以每天偷偷地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把它带到门口的值班室里，边喊电话的时候，他就边琢磨着怎么把它翻译出来。《罗摩衍那》的汉译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独立完成的。

跟季先生一样，钱学森的幸福也充满文化的快乐，在物质上他也没有那么多选择性，但他同样依仗着一种人文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人生。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钱学森图书馆看看，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先生把父亲所有的东西包括父母的婚书都捐了出来。

我去参观时，发现钱先生的写字台是老式的，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非常小的椅子。我问钱永刚这椅子是谁的，他说是母亲蒋英的。原来钱学森先生每天做完非常高精尖的绝密研究之后，就会坐到这个桌子前去剪报，而蒋英就会坐在那把小椅子上陪着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蒋英对钱永刚说：“你去陪陪你爸爸。”钱永刚先生说：“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他是搞导弹的，又不好跟我谈。”蒋英说：“你爸爸会高兴的，陪他不一定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钱永刚先生对我说：“我这才知道，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幸福是可以很宁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快速发展和转变的时候，在我们享受物质财富、安宁和安全、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疑惑和困境。而我们对幸福的标准不再也不应该一致。幸福绝对不是一种，幸福绝对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等，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