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布拉格的游客对于斯大林主义认识不足的话，那么，西方大众文化中缺乏这种概念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冷战产生了詹姆斯·邦德和惊险小说，还有出现在兰博影片中的蠢笨的漫画型俄国佬，但却没有产生像《辛德勒的名单》或《索菲的抉择》那样雄心勃勃的作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或许是好莱坞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选择了拍摄关于日本集中营（《太阳帝国》）和纳粹集中营的影片。后者同样不符合好莱坞的口味。

高雅文化对待这一问题并没有表现得更加开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名声由于他草率地公开支持纳粹、由于他在希特勒实施主要暴行之前所产生的一阵热情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另一方面，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名声却没有因其在战后年代始终坚定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受到丝毫的损害。在这期间，有关斯大林暴行的大量证据对于任何感兴趣的人来说均唾手可得。“因为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萨特曾经写道，“所以描写苏联的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责任；如若没有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有冷眼旁观的自由，而不必去争论这一制度的性质。”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阿尔贝?加缪说：“像你一样，我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