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多次受到挫折，俄罗斯人对苏联的历史所进行的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现在。诚然，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对历史的调查既不再是俄罗斯公共话语的主题，也完全失去了其似曾具有的轰动效应。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所从事的大都是非常单调乏味的历史研究工作，他们详细审阅成千上万份个人文件，时间在冷风嗖嗖的档案馆里流逝，生活在寻找事实和数字中度过。但是工作正在取得成果。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渐渐地，纪念协会不仅编辑完成了第一部记录在案的劳改营人员姓名和地理位置手册，而且破天荒地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著作，同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幸存者经历口述资料和书面资料档案馆。与其他机构——萨哈罗夫研究所和沃兹弗拉谢尼出版社（其社名意为“归来者”）——一起，他们已经使这些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开始进入正常的流通渠道。俄罗斯的学术刊物和公共出版机构也已开始印行基于最新文献的专著和文献汇编。其他地方相继有类似的著作问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卡尔塔学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历史博物馆以及少数既有时间又有精力在苏联档案馆里工作的欧美学者的著作。

为本书的研究进行准备工作时，除了参考上述著作之外，我还查阅了十年以前无法得到的两类原始资料。第一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西欧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写作本书时我广泛使用了此类资料。过去，一些苏联问题学者不愿相信关于古拉格的回忆录资料，坚持认为苏联的回忆录作者出于政治原因篡改了自己的经历，大部分人是在获释多年之后方才动手撰写回忆录的，而且还有许多人在其本人的记忆不能满足需要时借用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然而，在阅读了数百本劳改营回忆录并且采访了二十几名幸存者之后，我认为，把那些看上去不真实、抄袭或者被政治化了的内容过滤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还认为，当回忆录不能作为人名、日期和数字的依据时，它们仍然不失为另一类信息的宝贵来源，尤其是在有关劳改营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囚犯与他人的关系，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群体之间的冲突，劳改营看守和管理人员的行为举止，贿赂的作用，甚至包括爱情和激情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位对其劳改营生活作了文学性描述的作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被我有意识地大量使用，因为他的故事都是以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