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可能地以被广泛使用的档案材料来证实回忆录的内容——说来似乎很矛盾，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时使用这两种资料来源。正如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朗的那样，在苏联，宣传的力量大得可以频繁改变对于现实的看法。由于这个原因，过去历史学家不相信官方发表的苏联文献是有道理的，这些文献经常蓄意掩盖事实。但是，秘密文件——如今它们存放在档案馆里——具有不同的功能。为了管理劳改营，古拉格当局需要保存某些种类的记录。莫斯科需要了解各省正在发生的事情，各省必须接受来自中央管理部门的命令，统计资料必须保存起来。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档案资料完全可靠——官僚主义者自有其对哪怕是最基本的事实进行歪曲篡改的理由，但是如果使用得当，它们可以解释回忆录所无法解释的一些关于劳改营的事情。尤其是，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设立劳改营——或者至少解释斯大林政权认为劳改营将会达到什么目的。

另外，这些档案确实与许多人所预料的大不相同，而且它们确实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讲述了劳改营的事情。例如，我曾查阅过古拉格管理部门的档案，其中包括检查人员的报告、财务账目、劳改营负责人写给莫斯科上司的信件、有关囚犯企图逃跑的事件的记录以及劳改营剧团演出的音乐节目单，它们全都保存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里。我也查阅了苏联共产党的会议记录以及收集在斯大林的《个人文件夹》——他的“专用档案室”——中的部分党的文件。在其他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帮助下，我得以使用一些来自苏联军方档案的文件，还有押解部队的档案，其中包括诸如允许和不许被捕的人随身携带的物品清单之类的文件。在莫斯科以外的彼得罗扎沃茨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瑟克特夫卡尔、沃尔库塔和索洛韦茨基群岛等地，我查阅了一些地方档案。在那些地方，劳改营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被一天一天记录下来。我还查阅了设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河畔的德米特劳改营的档案，它们保存在莫斯科。所有这些档案包括劳改营日常生活记录、规章制度和囚犯履历。在某个地方，有人递给我一叠克德罗维盐沼——因塔市的一个小区、北极圈以北的一个采矿劳改营——的档案，并且礼貌地问我想不想买下它。

总而言之，这些资料来源使得运用一种新的方式叙述描写劳改营成为可能。在本书中，我不需要再把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说法”与苏联政府的“说法”进行比较。我不必在苏联流亡者的记述与苏联官方记述之间的某个地方寻找一条中线。作为替代，为了叙述所发生的事情，我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士、看守、警察的语言，使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罪名服刑的不同囚犯的语言。长期以来困扰苏联集中营历史编撰工作的那些情感因素和政治主张不在本书核心内容的范畴之内。它们的位置被受害者的经历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