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血腥、暴力、混乱的俄国革命的直接后果，第一座苏维埃集中营的建立肯定不是巧合。依照许多人的看法，在后来实施了恐怖行动的革命期间以及随后爆发的内战期间，文明本身在俄国似乎遭到了永久性的毁灭。“死刑判决随心所欲，”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写道，“毫无理由地把人枪毙，同样莫名其妙地将人释放。”从一九一七年开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被颠倒了：毕生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成为一种负担；抢劫美其名曰“国有化”；谋杀是公众所接受的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气氛中，列宁最初对数千人——仅仅因为他们以前的财富或者他们的贵族头衔——的监禁看来一点也不奇怪或出格。

同样，某些年份劳改营中的高死亡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发生在全国的重大事件的反映。三十年代初，劳改营内部的死亡率上升，当时饥荒笼罩着整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率再次上升：德军对苏联的入侵不仅导致数百万人战死，而且导致痢疾和斑疹伤寒的流行；饥荒也卷土重来，它既影响到劳改营外面的人也影响到劳改营里面的人。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冬天，当古拉格人口的四分之一死于饥饿时，受到德军的围困，多达一百万列宁格勒的居民同样死于饥饿。德军封锁的记录者莉季娅·金斯堡写到，当时饥饿成为一种“常态，……它始终存在并且总能让人感觉到。……在吃饭的过程中最令人痛苦和绝望的事情是，当我们以可怕的速度将食物一扫而光时却没有吃饱”。她这些话使人毛骨悚然地联想起以前囚犯所说过的话，正如读者将要看到的那样。

当然，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好歹是死在了家里面，而古拉格则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毁灭了人们的家庭、把孩子从他们的双亲身边带走，并且迫使数百万人到远离家园几千英里之外的偏僻荒原上生活。然而，我们可以把囚犯的可怕经历与叶莲娜·科日娜那样的苏联“自由”公民的恐怖记忆合理地加以对比。一九四二年二月科日娜撤离列宁格勒，撤退途中，她眼看着弟弟、妹妹和祖母活活饿死。当德军迫近时，她和母亲徒步穿越干草原，遭遇到“失去控制的溃退和混乱场面……世界突然变成了成千上万块碎片。所有东西都弥漫着烟雾并且散发着一种难闻的焦糊气味；干草原沉闷得让人感到窒息，仿佛被紧紧地攥在一只粘满烟尘的温热拳头里面。”尽管科日娜没有经历过劳改营的生活，但是，她在十岁生日之前就体验了可怕的寒冷、饥饿和恐惧，以致她的余生也被这些记忆所缠绕。她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抹去我的记忆：瓦季卡的尸体被抬走，上面盖着一张毛毯；塔尼娅痛苦地喘不过气来；最后剩下我和妈妈，在烟雾和雷声中，步履艰难地走过燃烧着的干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