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流放——它不必经过审判程序——不仅对于捣乱分子、而且对于沙俄政权的政敌都是一种理想的惩罚措施。这些政敌最初有许多是反对俄国强占他们领土和财产的波兰贵族。后来的被流放者当中有宗教反对派以及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革命”团体和秘密会社成员。尽管十九世纪西伯利亚最著名的“强制移民”曾经受到审判，因而不属于行政流放的范畴，但是他们同样属于政治犯：这是一些十二月党人，一批在一八二五年策划了一次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未遂起义的上层贵族人士。沙皇还以震惊当时整个欧洲的报复行为判处五名十二月党人死刑。他剥夺了其他人的贵族身份并把他们戴上镣铐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人的勇气非凡的妻子陪伴他们去了那里。其中只有少数人活到了三十年后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特赦他们的时候，回到圣彼得堡的家里时，他们已是身心俱疲的老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外一位著名的政治犯，他于一八四九年被判处四年苦役。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他写了《死屋手记》，至今仍然是受到最广泛阅读的描述沙皇俄国监禁制度的作品。

像古拉格一样，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而产生的。沙俄统治者同样想用流放政治犯和刑事犯来解决一个让人头疼了几个世纪的经济问题：占俄罗斯国土大部分的远东和北方偏远地区的人烟稀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沙俄帝国对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足。基于这种考虑，俄国政府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判处一些囚犯强制劳动——一种被称为苦役的惩罚方式。苦役源于希腊语的kateirgo一词，有“强制”之意。苦役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十八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已经开始使用囚犯和农奴修建道路、要塞、工厂、船舶并且参加圣彼得堡的城市建设。一七二二年，他发布了一项更为明确的命令，要求把囚犯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一起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达斡里亚银矿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