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统治时期，彼得大帝对强制劳动的使用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实际上，几十万农奴罄其生命建设圣彼得堡的史实对于后世影响极大。许多人死于建设过程中——而城市却成为进步和欧洲化的象征。方法是残忍的——可是国家却因此而得益。彼得大帝的例子也许有助于解释他的沙皇继任者为什么乐于采用苦役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是彼得大帝建设方式的激赏者之一。

不过，在十九世纪，苦役仍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惩罚方式。一九○六年，只有大约六千名苦役犯正在服刑；俄国革命前夕的一九一六年，只有大约两万八千六百名。具有更加重要的经济作用的是另外一类苦役犯：强制移民。他们被判处流放而不是坐牢，发配到视其潜在经济价值而选定的这个国家的人烟稀少地区。仅仅在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年间，就有大约七十二万名强制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同前往。他们——这些不用囚禁的劳役犯——逐渐成为俄罗斯那些杳无人烟、矿藏丰富的荒凉地区的常住居民。

他们的刑罚并不一定容易忍受，一些移民觉得他们的命运比服苦役的囚犯还要苦。发配到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的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很少——她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书籍更少，根本没有娱乐。

在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的途中，安东·契诃夫遇见这样一些流放的移民并对他们作了描述：“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字——通常这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处——之外一无所能。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

但是，并非所有被流放者都是不幸和颓废的。西伯利亚远离俄国的欧洲部分，而且亚洲地区的官员相对宽容，当地贵族更是稀缺。有时，比较富有的流放者和获释的犯人建起了宽敞的住宅。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成为医生和律师，或者去管理学校。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公主在伊尔库茨克资助修建了剧院和音乐厅：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她像丈夫一样被剥夺了贵族的身份，可是，对于她的社交晚会和私人宴会请柬，人们仍然求之若渴，即使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也是人们的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