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已经祛除了以往某些苛刻严酷的部分。十九世纪吹遍整个欧洲的监狱改革之风最终也把俄罗斯卷了进去。制度更温和，管理更宽松。实际上现在看来，与后来所出现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对于一批为数不多的即将成为俄国革命领导者的人来说，通往西伯利亚之路当时已经几乎不能算是什么严厉的处罚，即使它也并不令人舒服愉快。在狱中时，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犯”要比刑事犯受到一定的优待，因此获准拥有书籍、纸张和书写工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奥尔忠尼启则后来回忆，在圣彼得堡的施吕塞尔堡要塞羁押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威廉·詹姆斯、弗雷德里克·W.泰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著作。即使按照后来的标准，布尔什维克也算吃得好、穿得好，甚至还有人给精心理发。一九○六年关押在彼得和保罗要塞的托洛茨基所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他戴着眼镜，身穿西服，打着领带，衬衫的雪白衣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身后门上的窥视孔提供了他身在何处的唯一线索。一九○○年他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时所拍的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头戴皮帽，身穿厚实的外套，身边围着一群同样脚蹬皮靴身穿皮衣的男男女女。所有这些东西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古拉格都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即使沙俄时期的流放生活的确恶劣得令人难以忍受，也总是不断有人逃出来。斯大林本人曾被逮捕和流放过四次。他逃跑了三次，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省，两次从沃洛格达省——这个地方后来布满了劳改营。因此，他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其鄙视。他的俄国传记作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这样表述他的看法：“你不必去劳动。你可以沉思默想自己的心事，你甚至可以逃跑，只要你想这么做。”

就是这样，布尔什维克的西伯利亚经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作为基础的早期模式——以及一个应当汲取的教训：惩罚制度必须特别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