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幸存者的说法，他们把索洛韦茨基当做“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永远铭记在心。尽管最近有一些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还存在着大量其他集中营和监狱，但是，不仅在幸存者的记忆中，而且在苏联秘密警察的记忆中，索洛韦茨基显然扮演着某种特殊的角色。索洛韦茨基不可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唯一的一所监狱，但那是他们的监狱，秘密警察的监狱，在那里，秘密警察第一次学会了通过强制囚犯劳动而获取利润。在一九四五年所作的一次关于劳改营体系史的演讲中，当时劳改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纳谢德金同志声称，不仅劳改营体系在一九二○年诞生于索洛韦茨基，而且全苏范围内的“强制劳动”体系——“作为一种教育改造的方式”——也在一九二六年从那里开始形成。

如果把强制劳动看成一九一八年以后苏维埃政权所认可的一种惩罚方式，那么，纳谢德金同志的表述最初似乎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然而，只要我们看一看强制劳动的概念在索洛韦茨基是如何演变的，它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所有囚犯都在岛上参加劳动，但是，在集中营建立初期，因为并未把囚犯纳入任何一个类似于“体系”的范畴予以安排，所以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劳动带有任何赢利的目的。

首先，在监禁于索洛韦茨基的两类主要囚犯中，有一类囚犯起初根本就不参加劳动。这一类囚犯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以后陆续来到岛上的大约三百名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他们来自彼得罗明斯克集中营、布特尔卡监狱以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其它监狱，被直接送到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主建筑群以北几公里之外的一个规模较小的萨瓦捷沃修道院。在那里，索洛韦茨基的看守可以确保他们与其他囚犯隔离，因此他们无法以其热衷于进行的绝食和抗议影响其他囚犯。

最初，这些社会主义者囚犯得到了他们长期以来所要求的给予政治犯的“特殊待遇”：报纸、书籍、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活动自由而且不必参加劳动。所有主要的政治党派——左翼社会革命党、右翼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分别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在各自居住的前修道院的某一侧占用了一些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