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管理风气的非理性和不可预知性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北方专设集中营里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时，同样的非理性和不可预知性不仅帮助另外一些人活了下来，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促成了他们的歌舞生涯。一九二三年，少数囚犯开始组织集中营的第一个剧团。最初，“演员们”——排演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在森林里伐木十个小时——没有剧本，所以只能凭着记忆演出经典剧目。一九二四年，剧团的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当时来了整整一批从前的专业演员（都是作为同一次“反革命”活动的参加者而被判刑的）。那一年，他们演出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高尔基的《太阳的孩子们》。

后来，索洛韦茨基的剧场演出过歌剧和轻歌剧，它还举办过杂技演出并且放映过电影。一场音乐晚会包括管弦乐曲、五重奏、合唱以及选自俄罗斯歌剧的咏叹调。一九二四年三月的全部剧目包括一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的儿子、也是作家的丹尼尔·安德烈耶夫后来将成为古拉格的一名囚犯）的剧作、一部果戈理的剧作和一场献给萨拉·贝纳尔的纪念演出晚会。

戏剧并非囚犯可以享有的唯一一种文化生活。除了囚犯可以在里面试种北极作物的那个植物园之外，索洛韦茨基还有一个最终拥有三万册图书的图书馆。索洛韦茨基的囚犯——其中许多人以前是圣彼得堡的科学家——还创办了一个本地植物、动物、艺术和历史博物馆。一些更加著名的囚犯有权使用一个显然是用来追求享受的“俱乐部”——至少从照片上看是这样的。照片显示出一架钢琴，镶木地板，马克思、列宁和第一任苏维埃文化部长卢纳察尔斯基的画像，一切看上去非常舒适。

利用修道士的老式平板印刷设备，索洛韦茨基的囚犯还出版以讽刺性漫画、思乡心切的诗歌以及直率得惊人的小说为特色的月刊和报纸。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那一期的《索洛韦茨基群岛》月刊上，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名来到索洛韦茨基的前女演员的故事，她不得不像洗衣女工一样干活儿，结果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索洛韦茨基应该受到诅咒”。

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一位从前对“冬宫内部的社交晚会”了如指掌的名门贵族，在新的境遇中只能通过拜访另一位贵族谈论过去的时光来寻求慰藉。显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陈词滥调还不是非用不可。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在后来的苏联小说中成为一种责任的——圆满结局，也不是所有虚构的囚犯都能愉快地适应苏联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