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所办的另一种刊物《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甚至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期上就复活节的话题谨慎而明确地评论道，这是“一个庆祝春天到来的古老节日”，“在红旗之下仍然可以按照传统习惯纪念它”。

让许多囚犯感到诧异的是，与宗教节日一起，极少数以前的修道士也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名正言顺地幸存下来。他们以“指导修士”的身份活动，据说是向囚犯传授必要的技能，以前他们利用这些技能成功地从事农业和渔业——索洛韦茨基的鲱鱼曾经是沙皇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肴——生产；他们还为囚犯揭开错综复杂的运河系统的奥秘，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利用这个系统将岛上的各个教堂连接起来。多年来，数十名苏联神父和基督教教会上层人士——既有东正教的也有天主教的，他们或是反对没收教会财产，或是违反“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成为集中营的指导修士。有点像那些社会主义者政治犯，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以前，这些神职人员获准单独居住在城堡里的一个特定营区，而且还被允许在城堡右侧前修道院墓地小教堂里做礼拜，这是其他囚犯只有在特殊节日才能享受的一种奢侈。

这些“特殊待遇”似乎曾经引起不满，偶尔还在神职人员与普通囚犯之间造成紧张的气氛。一名产后转到安泽尔岛某专设母亲营区的女囚犯回忆说，岛上的修女“远离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她们心里有气，她们不喜欢孩子而且敌视我们”。正如许多回忆录所反复描述的那样，其他神职人员所采取的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致力于在刑事犯和其他政治犯中传播福音并且从事社会工作。

对于那些享有特殊待遇的人来说，也能用钱免除森林里的劳动任务，还能得到不受折磨不被处死的保证。索洛韦茨基有一家可以（非法）接待囚犯的饭馆。那些付得起必要贿金的囚犯还能进口自己的食物。有一段时间集中营当局甚至在岛上设立了“商店”，囚犯可以在那里以相当于苏联普通商店价格两倍的高价购买各种服装。据说有个囚犯通过花钱得以脱离苦难的生活，他叫“维奥拉罗伯爵”，这是一个其姓名（以多种不同的拼法）出现在几本回忆录中的虚张声势的家伙。通常被称为“墨西哥驻埃及大使”的这位伯爵错误地在俄国革命之后不久前往苏维埃格鲁吉亚拜访他妻子的家人。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并被流放到偏远的北地区。尽管最初他们也身陷囹圄，伯爵夫人还被派去当洗衣女工，但是，就集中营的传说所述，伯爵用五千卢布为他们夫妇买到了独门独户生活的权利，而且配有一匹马和一个仆人。其他传说讲述了一位来自孟买的印度富商的存在，后来他在英国驻莫斯科领事馆的帮助下离开了集中营。他的回忆录多年以后由流亡者的出版社出版。

这些事例以及另外一些富有的囚犯生活舒适——并且早早获释——的事例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一批基本上享受不到特殊待遇的囚犯在一九二六年写信给苏共中央政治局，谴责“主宰着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混乱状态和暴力行为”。他们用精心构思的语言向苏共领导人投诉，他们抱怨说，“那些有钱人可以用钱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所有的苦难都压在了没有钱的工人和农民肩上”。他们写道，当富人花钱为自己弄到比较轻松的劳动时，“穷人每天却要劳动十四至十六个小时”。结果证明，并不只是他们才对索洛韦茨基集中营负责人的胡作非为表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