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他也许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意思——五年计划必须在四年之内完成。

就像伴随着苏联主动采取的一切重大行动所必然出现的情况一样，群众性工业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完全新型的罪犯。一九二六年，苏联修改刑法典，其中包括扩大第五十八条的范围，定义了“反革命”罪。以前只有一、两个款项的第五十八条现在含有十八个款项——结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了所有这些款项，最明显的是逮捕技术专家。可以预见，人们无法满足飞快的变化节奏。由于应用太仓促，粗糙的技术导致了失误。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因此，就要逮捕那些其罪恶目的旨在阻止苏联经济达到宣传水平的“破坏分子”和“阴谋分子”。最早的一些装模作样的公开审判——一九二八年的沙赫特审判、一九三○年的工业党审判——实际上是对工程师和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审判。类似的还有一九三三年的大都会-维克斯电器公司审判，由于这次审判除了涉及苏联人之外还涉及到英国公民，因此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所有被告均受到为英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指控。

不过，囚犯还有其他来源。因为，一九二九年，苏维埃政权也在农村加快了强制实行集体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比俄国革命本身影响更为深远的剧变。在让人难以置信的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各地的农业人民委员强迫成百上千万农民放弃他们拥有的小片土地加入集体农庄，而且经常把他们从世世代代耕种了几百年的土地上赶走。这种变化长期削弱了苏联的农业，并且为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方的破坏性极大——夺去了六、七百万人的生命——的严重饥荒创造了条件。集体化还永久性地摧毁了过去延续下来的俄罗斯传统的农村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