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农民抵制集体化，他们把粮食藏在自家的地窖里，或者拒绝与当局合作。这些抵制者被划为富农，即富裕的农民。“富农”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术语（很像“破坏分子”的定义），以致任何人都可能被包括在内。由于某个喜欢嫉妒的邻居的举报，拥有一头额外的奶牛或者一间额外的卧室足以使一些明显贫困的农民取得富农的资格。为了粉碎富农的抵制行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恢复了沙俄旧时代所实行的传统的行政流放制度。只用一两天时间，卡车和四轮马车直接来到村里把一家一家的人带走。有些富农被枪毙了，有些被捕后判处在劳改营服刑。不过，政府最终把大部分富农都流放了。一九三○至一九三三年间，超过两百万富农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人烟稀少的地区，作为“特殊移民”，禁止他们离开流放村，他们在那些地方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另外还有十余万人被逮捕，最后进了古拉格。

当饥荒因天旱少雨而降临时，被捕的人随之增多。当局从村子里拿走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粮食，而且有意拿走富农家的。被逮住的小偷小摸，即使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弄点吃的，最终也要去坐牢。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颁布的一条法律要求对所有“侵害国家财产的犯罪”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很快，“拾穗者”——为了生存而捡拾了散落谷物的农村妇女——出现在劳改营里。她们与其他人关在一起，例如那些因为偷了一磅土豆或者几个苹果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饥民。这样的法律说明了为什么农民在整个三十年代形成苏联劳改营囚犯的绝大多数，而且说明了在斯大林死亡之前农民中出现大量囚犯的原因。

这些大规模逮捕对集中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新的法律几乎是在颁布之后立即生效，集中营当局开始要求对整个体系进行一次迅速而彻底的改革。在过去的整整十年间，仍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而且规模仍然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管辖的索洛韦茨基大得多）的“普通”监狱系统继续存在人满为患、组织混乱和预算超支等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监狱系统的情况非常糟糕，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曾试图通过判处更多的人“在不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强制劳动”——给他们分配劳动任务但不把他们关起来——来减少囚禁人数，从而缓解监禁场所的极度紧张状态。

然而，随着集体化进度的加快和镇压力度的增强，随着几百万富农被逐出家园，类似这样的解决办法在政治上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当局再次决定，需要对这些危险的罪犯——斯大林伟大的集体化运动的敌人——采取一种更加可靠的监禁方式。于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准备创建一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