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监狱系统的每况愈下与囚犯人数的日益增长同样迅速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二八年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问题。表面上，委员会是中立的，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代表。司法人民委员扬松同志被任命为委员会负责人。委员会的任务是创建“一个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集中营模式组织的集中营体系”，而且它的审议是在明确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尽管马克西姆·高尔基把劳动在改造罪犯过程中的价值描写得抒情浪漫，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使用的却是冰冷残酷的经济学语言。大家表示了对“赢利”的共同关切，并且经常谈论“劳动力的合理利用”。

委员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次会议，正式的会议记录真实地记载了对创建大规模集中营体系的一些务实性的反对意见：建立集中营将非常困难，没有通往边远北方的道路，如此等等。劳动人民委员认为，使轻罪罪犯受到与重罪罪犯同样的惩罚是错误的。内务人民委员托尔马乔夫指出，集中营体系将会在外国人眼中显得不合情理：“白卫军移民”和外国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我们不是为了以劳动教养改造罪犯而是为了设置契卡的堡垒才建立监禁系统的”。

不过，他的意思是，集中营体系将会显得不合情理，而非就是不合情理。没有一个与会者以“索洛韦茨基式”集中营惨无人道或致人死命为理由表示反对。也没有任何人提到列宁曾经那么痴迷的独出心裁的刑事司法学说：认为犯罪将会与资本主义一起消失。当然不会有人谈论高尔基在索洛韦茨基随笔中所赞美的对囚犯的再教育和“人性化改造”，而在公开介绍第一批劳改营时，这些将是极其重要的内容。相反，委员会中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亨利希·雅戈达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苏维埃政权的真正兴趣之所在：

已经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把一万名囚犯从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监禁场所迁走，这些劳动力能够得到更好的组织和利用。此外，我们已经得到通知，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集中营和监狱也已人满为患。显然，苏维埃的政策不会允许建造新的监狱。没有人为新的监狱出资。另一方面，大型集中营——将合理利用劳动力的集中营——的建设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把工人吸引到北方有很多困难。如果能把成千上万的囚犯送到那里，我们就可以开发北方的资源……索洛韦茨基的经验表明，我们在这一地区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