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钦与其他几千名囚犯一起离开了森林。他相信，在这一次和另外几次一夜之间进行的疏散中，至少有一千三百名囚犯死亡。

一九三一年三月，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莫洛托夫确信已经没有囚犯——或者说，至少已经看不见囚犯——仍然留在苏联的林业企业中干活儿，于是，他邀请所有感兴趣的外国人前来进行实地考察。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卡累利阿的苏共档案记录了两名美国记者一九二九年的到访，他们是“杜兰特同志和沃尔夫同志”，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和“进步报纸”的美国撰稿人。人们高唱工人阶级的圣歌《国际歌》欢迎这两个人的到来。沃尔夫同志保证，他要“告诉美国的工人苏联工人是怎样生存以及他们正在如何创造一种新生活的”。这并不是特意安排的此类活动中的最后一次。

然而，尽管因联合抵制所造成的压力在一九三一年时已经分化瓦解，西方反对苏联使用强制劳动力的活动并非一点效果也没有：即使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对其国外形象也非常敏感，这一点还将延续下去。包括历史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森在内的一些人现在推测，在另一次较大的政策转变背后，联合抵制的威胁甚至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大量无特殊技能劳动力的木材采运业是一个利用囚犯的理想领域。但是，木材出口是苏联硬通货币的主要来源，因此，不能让其承担再次受到抵制的风险。当局将不得不把囚犯送往别处——某些他们的存在可能受到赞颂而且无需掩盖的更为合适的领域。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领域，但是，有一个领域对斯大林特别具有吸引力：开凿一条大运河，从白海到波罗的海，所经之处布满了陡峭的花岗岩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