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之为“后现代性”，汤姆林森的激进立场可能令每一位严肃的学者瞠目结舌。他那本轰动一时的专论《文化帝国主义》（该书初版于1991年），对于全球化之为“现代性”的观点，大有赶尽杀绝之势：“全球化有别于帝国主义之处可以说在于它是一个远不那么前后一致的或在文化上被有意引导的过程。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在经济的与政治的涵义间游移不变，但它至少意指一个目标明确的计划：有意将一种社会制度从一个权力中心推向全球。而‘全球化’的意思则是说全球所有地区以一种远不那么目标明确的方式所发生的相互联结和相互依赖。它是作为经济和文化实践的结果而出现的，这些实践就其本身而言并无目的于全球整合，但它们还是生产出这样的结果。更关键的是，全球化的效果

a Anthony.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1990,.p..175..

b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Books,.2002,.p..xxxi..

将削弱所有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一致性，包括那些经济大国，即前一时代的‘帝国主义列强’。”^a .但是，汤姆林森无法向我们稍微证明，且不论其后果如何，难道全球化是一个没有推动者的自然过程吗？若此，全球化除非与人无关。显然，汤姆林森的错误是用“后果”否定“意图”，他似乎不知道“意图”是主观的，而“后果”则是客观的。全球化既然是由人来推动的，那么其“现代性”便不容否定。看来，还是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意味深长，它既肯定有人控制，又看见其于结果上的无法控制。借用一个日语词（ dochakuka），罗伯森将全球化描述为“球域化”（glocalize/glocalization）^b，即是说，全球化是“全球”与“地域”的双向互动，“其核心动力学包含了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这一双重的过程。 ”^c罗伯森的全球化研究多从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入手，因而也更多地具有哲学的相关性。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既无法坚守地域性，也不能以全球性完全吞噬地域性，它们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问题，体现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之中。^a

a John. T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2001,.p..175.

b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pp.. 173-174..后来他也使用其名词形式“ glocalization”,.并做了进一步的考辨，见Roland. Robertson,.“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ike. Featherstone,.Scott.Lash.&.Roland.Robertson.（eds）,. Global Modernities,.London:.Sage,. 1995,.pp..25-44.. cIbid.,.pp..17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