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现代性”文化研究不承认“文化帝国主义”

现在，我们先考察“后现代性”文化研究，其主要表现和存在的问题。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如果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的话，那么在这一视点上它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批判堪称范例。它系统、深入、思辨，对其论敌具有极大的杀伤力。自此以后，“文化帝国主义”似乎一蹶不振，在文化理论界再也没有过出头露面的日子。

所谓“文化帝国主义”论题，简单说，就是认为一种文化，当然是西方文化或者美国文化，完全征服和重组了另一种文化，当然是弱势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化，结果将形成某种单一的“帝国”文化。对此论调，汤姆林森使用的武器有多种，其中比较有力的，应属来自于解释学或者接受美学的文本与读者的互动理论。以迪斯尼卡通、好莱坞大片、麦当劳快餐、牛仔裤等为表征的美国文化之大量地出现于其他文化，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汤姆林森并非视而不见；但是，汤姆林森话锋一转，提出质疑：“难道这种出现就代表了文化帝国主义？”他认为，“单是这一纯粹的出现并不能说明什么。”原因是：“一个文本除非被阅读就不会发生文化上的意义，一个文本在被阅读之前无异于一张进口的白纸：仅有物质的和经济的意义，而无直接的文化的意义。在这一层次上进行分析，那么，阅读帝国主义文本在判别文化帝国主义上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a在汤姆林森所理解的阅读理论看来，什么“文化帝国主义”的文本，在被阅读之前，几乎毫无意义可言；而一经阅读，即便说它有意义，那也不再是原有的意义。文本的文化意义是接受者的后来创造。汤姆林森选择泰玛 ·利贝斯和埃利胡 ·卡兹对电视剧《达拉斯》（Dallas）的效果研究来支持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否定。据利贝斯和卡兹描述， “《达拉斯》这一名字在 20世纪 80年代成为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征服全世界的象征。《达拉斯》意味着一次全球观众的集会（历史上最大的集会之一），人们每周一次地聚集在一起，以追随尤因王朝的传奇 —它的人际关系与商业事务。 ”^b这一《达拉斯》效应通常被视为一个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事件，是美帝国主义“文化意义”的输出和接受，其流程按照“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家们”的观点是：“霸权信息在洛杉矶被预先包装，然后被运往地球村，最后在每一个天真的心灵中被解开。 ”^c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论者的观点，利贝斯和卡兹试图通过自己对观众实际反应的调查研究予以检验。

汤姆林森十分欣喜地看到，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观众比许多媒介理论家所假定的都要更加活跃、更加富于批判精神，他们的反应都要更复杂、更带反思意识，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操纵和‘入侵’都要更具抵制力。 ”^a确实，利贝斯和卡兹的效果研究证实了“解码活动是观众文化与生产者文化之间的一个对话的过程” ^b，这因而也就是颠覆了前引“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家们”关于文本意义之“文化帝国主义”性即视其为一个线性传输过程的假定。但是汤姆林森忘记了，或许就不知道，解释学或接受美学，属于现象学，而非简单的“后现代”。意义是文本与读者互动的结果，它产生于文本与读者之间，而非仅在读者一极。任谁，只要他多少涉猎过伽达默尔和伊瑟尔、尧斯的著作，都不会创造出这样无意义的误解。而即使“后现代”，那些严肃的“后现代”理论，对于文本，也绝不是“怎么都行”的，例如在德里达的解构那里，倒是“汤氏后现代”是个例外。

a John.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p..42. b泰玛·利贝斯、埃利胡·卡兹：《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刘自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c泰玛·利贝斯、埃利胡·卡兹：《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前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