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倘使它只是一个孤例也就罢了，严重的是这种通过解释学阅读而否定“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调，经过汤姆林森看似雄辩有力的论证，如今仿佛已成媒介研究领域的一个权威观点，而“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头颅则被高悬城门，在寒风猎猎中，向过往行人宣示“后现代性”文化研究不可冒犯的正义和统治。

我们深感惊讶，就在近些年，也就在有深厚现象学传统的德国，竟然有学者跟随汤姆林森的偏激和肤浅而加强和突进对全球文化的后现代理解。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 ·贝克（ Ulrich. Beck）在新发表的一篇文章 ^c中指出，“美国化（ Americanization）这一概念建基于对全球化的一个民族式的理解之上”，他批评，这是“方法论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他主张，全球化必须被理解为“能够反映一个新的超民族（ transnational）世界”的“全域化”（cosmopolitanizaion）^a。据他考证，该词的核心部分“ cosmopolitan”由两个词根合并而成，即“ cosmos”和“ polis”，前者的意思是“自然”（nature），后者是“城／邦”（city/state）。“全域”（cosmopolitan）一语表明，人类个体生来就扎根于两个世界：一个是自然，一个是不同的城市、疆域、种族、宗教。全球化作为“全域化”的原则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亦此亦彼”（this-as-well-as-that）。“全域主义生产出一种非排他性对立的逻辑”，据此，“自然与社会相接，客体是主体的组成部分，他者的他性被包括在一个人本身的自我身份和自我界定之中，于是排他性对立的逻辑就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内涵式对立”（inclusive. oppositions），即一切对立都被包涵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这个更大的框架就是“自然”，或“宇宙”，或“大全”（universe），贝克生怕被误解为一种改头换面的普遍主义，于是赶在“全域主义”之前加上“有根的”（rooted）一词而成“有根的全域主义”，以突出这种“大全”对差异、对立、个体性和地方性的容纳。由于强调“大全”，强调“大全”对多元的统摄，贝克就不容许把全球化想象成为一种民族与民族作为独立单元的相互联系，例如英国社会学家大卫 ·黑尔德（ David. Held）的“相互连接”（interconnectedness）概念，更不必说我们早已习惯了的“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必须被当作“方法论的民族主义”而唾弃。

a John.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pp..49-50.. b泰玛·利贝斯、埃利胡·卡兹：《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1993年版导言”，第5页。 cUlrich.Beck,.“Rooted.Cosmopolitanism:.Emerging.from.a.Rivalry.of.Distinctions”,. in:.Ulrich.Beck,.Natan.Sznaider.&.Rainer.Winter.（eds）,. Global America?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29..贝克在其他地方，如《世界风险社会》（Ulrich.Beck,. World Risk Society,.Cambrideg:.Polity,.2000）、《全球化时代的权力》（Ulrich. Beck,. Power in the Global Age,. trans.. Kathleen.Cross,.Cambridge:.Polity,.2005）和《贝克谈话录》（Ulrich.Beck.and.Johannes.Willms,. Conversations with Ulrich Beck,.Cambridge:.Polity,.2003）等，对“全域主义”也有阐述，但以此处最为集中、鲜明和系统，故本文讨论以此为本，除非另有注明，引用贝克均出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