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很远

茅于轼

摘要：中国自1949年解放以后，基本的倾向是拒绝学习西方。先是学苏联，回来是走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向西方学习虽然还有争论，但是事实上已经把“和国际接轨”作为国策。中国经济的成功能不能保证长治久安，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政治上。中国还没有转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这条路恐怕是很崎岖不平的，弄得不好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差得远。

我已经八十岁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160多年中，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的后一半，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追求现代化的大致过程。我也有机会来比较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和过去的五十年甚至更远的年代，能够较深刻地理解这三十年的来之不易。这对看清当前改革的争论是有意义的。我想结合自身的经验来归纳这三十年的变化。

我的父亲是美国留学生，两个伯父也都是留学生，所以我们家有点西化。不是别的西化，而是比较开放，封建的一套在我们家很少看得到。我们不祭祖，不拜佛，家里人和人的关系很平等，讲究个人自由。也因为如此，改革前的海外关系就成为一条罪状。中央文件有明确规定，有海外关系者不得在要害部门工作。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任何部门都算是要害部门。这项规定实际上就是断送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前途。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能考大学，更谈不上提干或出国。当时的老百姓见了海外关系如同见了瘟疫，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关系变成了可以自豪的东西。侨联成为时髦的组织，大家都想有个亲戚在国外，成为侨联的成员有许多优待，子女考大学都能加分。从前谁也不知道某人有亲戚在台湾，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在台湾有亲戚的人很不在少数。

我从1957年开始挨整，一直没有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大约在1976年我曾经说过，不想当官，不想入党，不想出国。因为这些权利已经跟我绝缘了。可是想不到1982年居然给了我一次出国的机会。那是英国的苏撒克斯大学邀请我参加一个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由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领队，一共四个人。国内的遴选是能源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吕应中推荐。这次出国最大的感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和文明。这跟国内的贫困和阶级斗争紧张关系成鲜明的对照。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英文一直没有丢，还能够勉强对付，因而这次出国访问大大地方便。

1984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是大名鼎鼎的李慎之。他很看上我的学问。次年就让我去美国参加布鲁金斯学会和社科院的联合中美关系讨论会。带队的是浦山，是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学者。他虽然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但他到底学没学懂经济学我抱很大的怀疑。他回国以后向李慎之告状，说我用边际分析讨论经济问题，是资产阶级观点。这次出国遇到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Dwight Perkins。他赏识我的发言，次年他招我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1986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给我进入世界学术舞台创造了条件。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受邀请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近百次。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做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络的顾问，一共七年，每年要去非洲三四次；再有是受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担任高级讲师。给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澳大利亚的大学一般只念三年，读完三年就可以找工作。读到四年级都是准备考研究生的。这两项工作我都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的标准得到报酬，大大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困境。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西方学过经济学，居然在西方大学里讲授西方经济学，是极少极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