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外开放重要?这需要回顾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至今为止的160多年里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特别是1949年解放以后，基本的倾向是拒绝学习西方。先是学苏联，回来是走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向西方学习虽然还有争论，但是事实上已经把“和国际接轨”作为国策。我到过不少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可说是非常西化的国家。技术层面不要说，几乎是全盘学西方。汽车、飞机、冰箱、音响、计算机等等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在制度层面也以西方为蓝本。宪法没有照抄，别的法律大部分是抄西方的现成法律。社会制度也都学西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学西方的，从秦始皇到西太后都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银行、环境保护、大学的学制、证监会、银监会、法院、律师等等无一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当然不是照搬，但是基本的框架是西方的。现在大学里教的经济学、法学、美学等，基本上是西方的，更不用说自然科学，有的就拿西方的教科书在教。由于学了西方，大大地节约了我们的学习成本，缩短了摸索所花的时间。这就是后发优势。可是在“文革”以前，虽然后发，却没有优势，因为我们不承认要学西方。当然也应该承认，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坏东西。但是得失相比较还是得大于失。改革以前中国人没有自由。最重要的自由是人身的自由，不被无理拘捕，住家不被侵犯，受到欺凌有地方申诉。可是在“文革”时，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随便抄家、抓人、关人、打人，甚至于杀人。应该说，一般群众这种危险比较小，迫害主要是针对社会精英而来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企业领导，上至国家主席，下到生产队长，都有被斗被关的危险。中国的整人和斯大林的“清洗”不同，在苏联是把人杀掉；在中国是剥夺人权，任何人都可以欺侮你、骂你、打你、孤立你，你得不到任何帮助。这种迫害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迫害的对象宣称是极少数，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大家都把自己归类于百分之九十几的“好人”之中。等到“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斗、日日斗、时时斗，大部分人都挨了斗，群众才觉醒过来。当然，至今也还有糊涂着的。

“文革”时中国人没有自由。没有找工作的自由、没有自己创业的自由、没有旅行的自由、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没有上学的自由、没有结婚的自由、没有选择穿戴的自由、没有说的自由听的自由想的自由。只有劳动的份，做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说穿了，中国人是奴隶，和现在在山西发现的黑窑里的奴隶工差不多。不同的是黑窑里的人能够逃出来就自由了，“文革”时你逃到哪里去!我在佳木斯的一个同房间的同事，他是广东人，在三年灾荒时偷渡去香港。不幸被发现，抓回来判了几年刑。

现在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这些自由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中国人可以自由创业，从马路边上摆小摊到开公司，从个体户到股份公司，随便做。三十年前这些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统统都要割掉。我从1993年退休开始办了两件事，都是独立于政府，个人创业的事。一是和其他四位经济学家(盛洪、张曙光、樊纲、唐寿宁)一起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二是和汤敏一起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办了农村的小额贷款。这两件事都坚持了十五年，至今还能够有所发展，并产生了社会影响。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完全民办的独立学术机构，发表独立的科研成果，研究对象主要是制度经济学。十五年前制度经济学还是很陌生的一个名词。我们研究的内容都跟当时的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有关。天则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开放民营企业到保护产权，从主张市场经济到抵制政府垄断，从自由交换到参加世贸组织，天则所都从民间的角度推动改革开放的进展。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顶着“一贯正确”的老“左”派的大棒来做的。天则所由于它的独立声音，成为政府不喜欢的组织，屡屡遭到政府的为难，我们的活动场所被关闭，合作伙伴被警告。到2004年我们的合法地位被注销，只能用工商注册的公司的名义活动。实际上我们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