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身体”的关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笛卡尔（他认为心灵和身体“尽管在本体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但在人的层面上又是相互统一的”）到康德，再到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弗洛伊德提到的自我与身体的关系），身体通常被认为是展现有意识的自我的载体。

从古典的裸体肖像，到高度批判性、政治性地运用身体去质疑“人何以为人”——自拍像中的身体长久以来一直令艺术家和摄影师着迷。自20 世纪中期以来，身体开始成为一种表达工具，通过它，种种有关身份的问题（无论是个人化还是高度抽象和哲学化的）被提出。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展示和理解身体的方式，通过对身体进行探索，我们意识到所谓真实、统一的自我极为值得怀疑。在现代主义时期，身体被用于各种形状、构图和造型训练，而在后现代主义中身体则变得更为复杂，它引发了思考和质疑，而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这种在艺术上的探索过程同样体现在医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上。

对死亡和衰老的恐惧一直是摄影师们热衷的主题，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核心。1984 年，约翰·科布兰斯（JohnCoplans，1920 ～ 2003）开始将自己的裸体拍成大幅黑白照片，他细致入微地观察自己整个身体衰老的过程，却从不拍摄自己的脸。安妮·诺格尔（Anne Noggle，1922 ～ 2005）的摄影生涯同约翰·科布兰斯一样开始得很晚，她选择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记录下自己身体衰老的过程并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再现女性美，尽管她称自己50 岁时的一次整容为“徒劳的尝试”，却依然真诚地拍摄下了自己恢复的过程。与那些充斥着虚无感、用恐惧和憎恶表现衰老的作品相比，她的照片令人耳目一新。衰老或许也意味着不幸和悲凉，因为这个社会太习惯于将美丽和年轻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戴安娜·索妮克罗夫（Diana Thorneycroft，1956 ～ ）、林恩·赫什曼·里森（Lynn Hershman Leeson）、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and George）、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乔- 彼得·威特金（Joel-Peter Witkin，1939 ～ ）、乔·史彭斯（Jo Spence，1934 ～ 1992）、蒂尔特·阿佩尔特（Dieter Appelt，1935 ～ ）和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1945 ～ ）等艺术家的自拍作品中所看到的丑陋或衰老的身体，意在打破陈规、超越社会准则以及衰老和死亡的界限。艺术家必然转向对身体局部的迷恋，并通过深入的探索将身体碎片化和抽象化。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让身体看起来像“他者的”、异己的、陌生的和怪诞的。

在上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随着身体日渐趋于政治化，乌尔里希·格尔雷西（Ulrich G?rlich，1952 ～ ）、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1941 ～ ）和维托·阿孔奇（Vito Acconci，1940 ～ ）等艺术家开始探索身体的疆域，他们将相机对准自己身体的局部并就这些部位在“人”的范畴内意味着什么提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