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慧廉同时代、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当年要起行时，也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他的回答是：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一个。只要中国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就可以帮助将福音^④[1]传到不发达的国家去。^⑤[2]

当时已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相对于中国的封闭，经历过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正显现出全球化的特征。^⑥[3] 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后，西方到东方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由英国人发明的一种叫“金本位”的金融制度，也在1870年前后覆盖了世界货币交易的三分之二。法、美、德、俄、意、日等经济大国都相继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搭上了这趟时代列车。^⑦[4]

从十九到二十世纪，有超过二十万名来自英语国家的青年人，^①[5] 带着《圣经》及上帝的使命，前往世界各地传播福音。李提摩太、苏慧廉是其中之一，他们充满理想，如他的同伴，亦如他的祖国。

1882年（光绪八年）9月13日，星期三，二十一岁的苏慧廉搭乘大英轮船公司（P&O）的“尼扎姆”（Nizam）号蒸汽邮轮由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离开英国，前往远东。^②[6] 就在那一周的周日晚上，苏慧廉在不伦瑞克偕我公会教会（Brunswick Free Church） 做了他在家乡的最后一次布道，他以《马可福音》16章15节那句代表“大使命”的话为题——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③[7]

^[1]④福音（Gospel），《圣经》中原意为“天国来的好消息”。

^[2]⑤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关志远、关志英、何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2页。

^[3]⑥Dana Robert认为，基督教的宣教运动是第一个全球化运动。详见吴梓明等：《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7页。

^[4]⑦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中认为，世界经济史上1870年正是全球化的开始之年。

^[5]①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香港：更新资源有限公司，2002），第343页。

^[6]②苏慧廉坐“尼扎姆”号到科伦坡后，转换“伦巴第”号蒸汽船抵达上海。

^[7]③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82）: 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