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理这个从没来过温州的英国人的死，竟然成为温州改变运行轨迹的导火索。苏慧廉后来在英国的南肯辛顿酒店（South kensington Hotel）邂逅了马嘉理的姐妹，“他的姐妹告诉我，马嘉理曾去信对她们说，当他们在前往缅甸的途中时，已经找到了上帝。”^③[1]那一年，距马嘉理被杀已整整四十年。英人为什么在沿海众多的港口城市中，选择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时任英国驻华公使、也是著名汉学家的德庇时^④[2]在一份题为《战时与缔和后的中国》的分析报告中认为：

我表明基于种种原因，不赞同完全放弃宁波港口，替换港口问题只限于福州一个港口（假若要换的话）。这样，我们的损失会很小，反而会得到些好处。我们同中国的四个沿海省份进行贸易，实际上看来四省中的每个省都是要有一个好港口。广州港口和香港很近，位于其本省；厦门港口（福州港口除外）在福建；上海港口在江苏，四个省中三个有了。剩下的唯一缺陷是在浙江省沿海少一个位于江苏的上海和福建的厦门之间中点处左右的良港。浙江省的温州府城正好适合这条件，它恰好位于北纬28度以下，在浙江省沿海。海军上校柯林森（Collinson）的勘测查明了一些有关的水路运输能力，而杜霍尔德（Du Halde）评述说：“潮水涨至海岸时，一大批小船和许多中国人都躲进了一个安全而又方便的避风港。”我们的商船容易驶进贸易现场早被认作是我们同中国通商的最重要的贸易条件；广州港口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商船不能像在上海和厦门那样直接驶近城市，而是像在福州港口那样只能停泊在八英里以外。

假定温州（或其他某个城镇）是个优良港口，而且可以和福州港口交换，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广州、厦门，这一新港和上海四个港口，每个港口彼此间的距离几乎完全相等，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省，足以满足我们目前的贸易需要。^①[3]

“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从鸦片战争爆发后就已觊觎温州”。^②[4]鲁迅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③[5]

客观的事实是，温州这座背山面海的古老小城，从此正式打开了大门。温州随后的“国际交往”记录如下：

1877年1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④[6]委派英人好博逊^⑤[7]筹备温州海关事宜。 3月2日，好氏乘海关巡逻艇“凌风”号来到了温州。在温处道方鼎锐^①[8]的协助下，对沿江岸边一带进行了视察。最后把关址选定在温州北门（朔门）城外沿江岸边，即今解放北路和望江东路转角一带。

^[1]③同上，第52页。

^[2]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英国人。1813年来华，曾任驻华商务总监督、驻华公使、香港总督等。亦是英国中国学的开创者之一，与理雅各、翟理思并称为英国汉学的三大星座。著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见闻录》《战时与缔和后的中国》等。

^[3]①德庇时：《战时与缔和后的中国》，载《太平天国史译丛》（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二辑，第241页。

^[4]②胡珠生：《温州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5]③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载《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八卷，第6页。

^[6]④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字鹭宾。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著有《中国论集》等。

^[7]⑤好博逊（Herbert Edgar Hobson，1844-1922），英国人，1862年进中国海关，1864年任号称“常胜”的洋枪队队长戈登的翻译。在海关五十年，先后在上海、宁波、汕头、汉口、烟台、淡水、温州、厦门等地任职。1901-1902年任上海邮政总局兼职邮政司，1912年退休回国。

^[8]①方鼎锐，字子颖，号退斋，江苏仪征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官至浙江温处道。著有《且园赓唱集》《退斋诗稿》等。温处道，清代浙江省行政区划之一。康熙九年（1670），设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四道于浙江省内，介于省与府之间。行政长官俗称“道台”。温处道辖温州、处州两府，治所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