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所作所为很明显令民众反感，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种过激行为似乎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所有的这些暴力行为只是个体间的暴力行为，而非一种政治强压下的大规模迫害行动。在整个强制剪辫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超出强制剪辫的过激行动，几乎没有人因为留辫而被杀。而且革命者在宣传上占得高地，其不断地将辫子宣传为汉人耻辱与国耻的方式令那些反驳者哑口无言，至少在道义上获得了对民众头发开刀的权力。尽管采用了强硬的手段，但是却令人不得不信服，引颈就范。

而强制手段仅能维系一时，不能垂之久远，可以收得一时的功效，不能长久保持不变。“剪辫、易服、革命”这条标语，在辛亥革命期间贴满了独立省份的大街小巷，为当时的民众耳熟能详。当孙文和他的追随者改换外貌装束时，他们确信自己为新生共和国未来的国民作好了榜样。虽然雄心勃勃的革命者通过政治仪式的展现和暴力强制的手段试图对民众进行改造，但是所获得的除了冷漠就是反抗。问题在于，为何必须加以改造？又以何种方式加以改造更能为民众所接受？

革命者通过服装和个人外表来彰显其政治理念，故而命令国人剪去辫子即是新政府的首要之举。前文已言，革命者通过文宣鼓噪的方式，将辫子刻画为落后和压迫的象征，以及一种野蛮的陋俗。在此以外，旧式的长袍马褂等等清代衣装也被孙文等革命者看作旧清帝制的遗存，从而必须加以革除。自然，在革命者大刀阔斧地革除一项陋俗以后，必须树立起一种新的风尚才能填补这项空白，“易服”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孙文及其追随者在南京总统就职典礼上所着的衣装恰好回应了这一问题。对于崇尚西洋之风的革命者来说，将国人的外表完全西化，从而在视觉上进行一场革命乃是最为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衣装的改革远比剪去辫子更为困难。沈氏指出，剪辫所需要的只是一腔热情、一股蛮劲再加上一把剪刀即可，而改换衣装则涉及与生产这些衣装息息相关的各行各业的经济利益，甚至还牵涉国权问题：中式衣装的生产者和销售商们利用革命者的国族主义情感和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将长袍马褂阐释成 “国服”，说其是对抗西洋资本侵入的尖兵利器，如果强行改易西洋服装，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招致民族产业在西洋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打压下一蹶不振，而随之而来的即是国权的丧失。

最后妥协的结果是1912年10月袁世凯所发布的制服案，规定长袍马褂和西式衣装同时列为国家正式礼服。一向支持国货运动的伍廷芳则利用其外交总长的身份设计了一套专为外交人员向国外展示中国面貌的礼服，其样貌乃是混合了西洋的裤子和皮鞋以及长袍马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