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另一个主旋律，则是所谓的儒法之争。从经济层面看，其实就是均田制和土地私有化之间的不断摇摆。这个问题，就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所阐述的核心问题：中央集权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所有土地的唯一合法主人。因此，在中国难以建立起私有财产的观念。国家作为所有土地和农民的主人，有义务有责任让所有的农民都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不是所有权），也就是“耕者有其田”。作为统治者，皇帝有义务实行仁政，以保证子民丰年有盈余，荒年不致饿死；而一个个耕者，则须向国家缴税——这看起来像个合同。可是，管理这么大个国家委实困难，皇帝建立起的文官系统非常低效，技术上不得不依赖于在民间建立宗族组织，以简化统治环节。这就又要回过头来求助于儒家的“君臣父子”思想，以意识形态手段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

A．人群与焦虑

人群，是这个国度最为辉煌也最为醒目的景观。每过若干时日，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大字标题赫然都是“创历史最高纪录，旅游人数逾千万”之类。此亦可证明人群人流的大小，是这个国家认定的自身成功的标记之一。你可能看不到那些低伏的风景，但你不可能看不到淹没了整个地平线的人群。在一个称为世博会的节日，史上最强的集群运动达到了高潮——在五平方公里的地块内，单日人群量突破百万。

人一多，似乎，生命就开始贬值。百万人流的当日，参观一个博物馆排队十二小时，进医院量个体温看个感冒排队七小时，乘轮渡排队三小时，乘公交车排队两小时，乘地铁排队一个半小时，上厕所排队半小时……换言之，整整一天的生命，只能换来在一个场馆瞅两眼电影；三个小时的生命，只能换来坐在船上看一下江水和两岸；一个半小时的生命，可以换来挤进地铁把自己从这个人海现场搬运出去；半小时的生命，可以换来将自己身体中的尿液排放出去，和一百万其他人的尿液浩浩荡荡地汇合在一起。在人群之国，所有的一切——从物质（例如午餐）到机会（例如进入场馆参观）都是短缺的，除了人口。

这种直观而貌似必然的生命贬值，来自直观而貌似必然的短缺。但事实上，这种貌似客观而必然的短缺完全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结果。短缺之所以存在，前提在于将人类驱赶进一个有限空间并限制他们的所有行为。正是原本可以不断创造各种物质和各种游戏形式的人群被剥夺了创造的自由，在此，我们看到了被动无用却占用乃至争抢着资源的排队人群。于是，在人群之国，便有了一种极为普遍的面对他人的态度。在这种人群态度中，一个小便池位置、一碗面条都具有价值，被视为资源，而人群却没有价值，乃至是需要占用资源的负价值，被视为一种负担和灾难。在超高密度的人群之中，面对一个人时，你的态度常常会比面对一杯洁净水更为没有耐心和缺乏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