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流动的、延续的，永远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社会变革仅有缓速显晦之别，没有停滞不前之状，而是以“一个变局趋向高潮而形成新的变局”为周期的。历史又是诸多侧面构建的综合体，是无数突发事件导致定向结局的集合体，其间充满着偶然和必然的交织。

二十世纪初，社会内部矛盾淤积和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持续两千余年的皇权架构跌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摇摆状态之中。无论是盘踞京畿腹地的执政者还是流落边关浪迹海外的革命者，都意识到既有统治基础的坍塌已在现实中成为可能。因此，统治中枢试图通过立宪运动等温和制度改良措施挽救朝廷危机，革命党人则寻找一切契机制造激烈制度革命以实现“变专制而共和”。时间至关重要。武昌起义虽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就整个情势而言，革命党人显然在这轮与时间赛跑的竞技场上占了上风，“变局”赶走了皇帝，辛亥革命铸就了民国。然而这个“变局”只是开始而远非高潮。

孙中山所号召的“民族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权，并非要赶尽杀绝前朝的统治者，“五族共和”原则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理智性和以文化为基点的包容性。虽然革命难免要流血，但相对于一场社会制度更迭的“变局”而言，辛亥革命并没有如法国大革命的那般血腥惨烈，也没有将前朝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样送上断头台。

然而，由于革命党团体早期活动的秘密性和联络会党倾向，既缺乏现代意识又没有形成严密统一的组织，因此更谈不上自身的军事力量，点燃“辛亥变天”导火索的革命党人是利用朝廷新军而获得首义成功的。这种依靠“体制内”军事力量推翻体制的制度革命所衍生的后果，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政坛实力人物袁世凯继而登场，从此开始北京政府持续十七年的治理，即所谓“北洋时期”。这种军人专政的事实，是民国初年从专制到共和社会过渡期不可避免的历史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