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攻武汉 黄兴临危领命 北军破关下城

袁世凯获“钦差大臣并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衔当日，南下清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下达进攻令。黎元洪调兵遣将，指挥革命军与来犯之敌于汉口外围展开激战。两日后，守军战线退移市内，冯为扫清射界，竟动用重炮轰击稠密居民区，导致城区大火，房屋瓦砾灰烬，无辜市民死伤无数。黄兴亲临前线督战，试图挽回局面，虽亲手枪毙几名临阵退缩指挥官以杀一儆百，但仍难阻部队退势，加之个别前线指挥官通敌和军火供应困难等因素，十一月二日被迫弃守汉口兵退汉阳。高层检讨汉口之役时有意见认为，黄兴仅凭其所享往日之革命声誉督今日之战，无正式军职而导致兵士拒绝听其调遣，黎元洪听罢当即决定将自兼总司令职务让与黄兴“以正其名”。三日，黎氏在武昌举行“危情拜将”典礼，致词于隆重庄严气氛之中，严令所有前线部队“务必服从黄总司令指挥，誓言保卫湖北军政府”。黄兴随即在汉阳组建湖北革命军总司令部，湖南援军亦到位，全军上下士气高昂。恰逢此时，上海等东南重镇接连光复，同盟会中部总部电催黄回沪组织革命军中央政府。黄兴本人亦有早日东返主持全局之愿，因此将反攻汉口之役提前至十六日发动。黄兴计划兵分三路，由鄂军成炳荣部和杨青选部组成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担任佯攻；两协湘军和熊丙坤指挥一协鄂军组成主力第三路军，由黄兴亲率前进负责主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反攻日滂沱豪雨导致路况恶化，黄部出征如牛步缓行；另两路执行命令大打折扣，使北洋军可倾其全力对付黄兴。双方自次日拂晓接战拼杀到午后，湘军力渐不支，长官策马先退，散兵继而如决堤溃坝，破督战队死亡线夺路狂逃，黄只得回撤汉阳。二十一日，冯国璋一鼓作气强渡襄水，数日内连破两道防线直扑龟山，汉阳实已无法据守，八千革命军终败于万余北洋士卒。黄兴回天乏力，率部退回武昌，当日便在上海红十字救护队掩护下乘外轮赴沪，遗留“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由失踪多日且露面不久的蒋翊武继任。冯国璋因武汉三镇连克其二有功，获朝廷加封“二等男爵”奖励。

黎元洪对英国记者说：

“共和领袖避免大屠杀，袁世凯尚在观望时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英文报刊《大陆报》记者丁格尔在武昌采访了新任都督黎元洪。用丁格尔的话说，他“作为革命后第一个外国人和这位阁下进行了确实前所未有的交谈”。丁格尔先描述了他亲眼见到的武昌军政府情景：“我被带入一个候客室。在楼房周围，政府人员在紧张地工作着，来自那座楼房的命令，正改变着整个中国历史的方向。这里没有一个人是面带犹豫、三心二意的：所有的人都充满快乐。从静静等候在门口的仆役，到担任警卫的列兵，从将军的工作人员中最低等的书记员到将军本人，所有从事自己工作的人都有明确的目的，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的。”在记者眼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平静的和有条不紊的，只有“炮弹划过天空的微弱呼啸声”和“将军办公大厅里随处可见的传令兵的跑动”才显示出战事正在周围进行。在一间办公室里，穿军便服的黎元洪接受了英国记者的采访。丁格尔说，黎元洪“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黎元洪用英语交谈，并尽量回答提问，丁格尔说一般的中国官员直到站起来告别时才接触到谈话的实质，但“黎将军作为一个毫不犹豫的领导人，目光锐利，以他特有的热情，微微抬高手宣称：我们共和党人是强大无比的”。在谈到革命爆发和他本人在其中的角色时，黎元洪说道：“虽然革命比预料的要发生得早一些，但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它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我个人没有制定完整的计划来领导。虽然我知道湖北新军中进行的一切，但我却无意取得领导权，也没想到会有今天你看到的位置。”他还强调“新共和国的领导人都不愿进行大的屠杀，只希望永远埋葬满清的统治。我出任共和派的领导人，尽最大努力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丁格尔问黎元洪是否会推荐袁世凯做总统，黎元洪即刻给予否定答案。但当记者试图深入这个话题时，他却不愿多谈了。丁格尔转而又问：“外国报纸上报道，因为袁世凯是您的私人朋友，将会变成首任总统。”这时黎元洪举起手，坐在椅子上来回晃动以帮助表达意思：“我不把袁世凯作为朋友，只是认识他，我并不很了解他及他现在对中国的野心。也许袁世凯会在共和派中获得高位，但他现在只是在观望。”此次采访内容以题为《黎元洪将军访问记》刊出。丁格尔的中文名为丁乐梅，武昌起义爆发后以传教士身份从事战地采访，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