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到家，我的手机就响了。我的秘书玛丽亚告诉我，我们被一个客户投诉了，因为他对我们的成果不满意。我破口大骂，把手机扔到角落里，呆呆地瞪了它一会儿，然后抓起我的汽车钥匙。没时间考虑了：危机管理开始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接手了贝恩德·沙德的销售工作。如果不是所有事情都变了样，我的工作量可能会首次达到每周110个小时。安·诺伊豪泽尔走进我的办公室，并把她的辞呈放在办公桌上。她觉得一切都太没有前景、太空虚了。她准备同两个朋友一起，在80天内从柏林骑自行车到北京去。虽然她一向就有点疯狂，不过这次这么疯狂？而且在这当口上？她只是回答道，在船彻底沉没之前离开甲板总归还是要好一点。

我有些吃惊地看着她。沉船？就在这时候，桌案在我的视野里慢慢地从左边移动到右边，一直放在桌子下面的电脑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有些奇怪，然后我的眼前就一片漆黑。

我在医院里醒来，感觉自己像被绞肉机绞过一样。我，托马斯·威尔曼，刀枪不入的王者，居然晕倒了，就因为一封简单的辞呈！医生要我休息三周——没有工作，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电话。本来我试图敷衍一下，不过我的努力在玛丽亚面前失败了。她显然严格执行了医生的禁令。我被赶下领导岗位，管理员还把我的邮件账户锁死了。我很虚弱，没办法反抗。不过我决定，回到公司以后，我要找她谈一谈。说到底，这是我的公司，不是她的！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安静了一些。终于，一个熟人来看望我，她也是一个企业家。我一向很钦佩她：她在领导企业的同时，还是一个贤妻良母，她的家庭同事业一样成功。我向她诉苦的时候，她向我介绍了这位拉迪斯先生。据她说，三年前她的情况也是一团糟，不过之后一切都在拉迪斯先生的帮助下被扭转过来。她说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或许他也能给我提供帮助。刚开始我拒绝了，因为我十天后就能恢复健康与活力。可是我的熟人拨了他的号码，然后把电话塞到我手里。

于是就有了这个周五的夜晚，2006年3月3日。接下来的两天我将与这个号称什么心理专家拉迪斯共同度过，然后下周一我就能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中去了，公司里肯定积压了不少事情。很好，我感觉精神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