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可能会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可是当军队和狂暴的警察涌进来把大家用卡车运走时我就在系里。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在卫生间里，在那幢大楼某一层的卫生间里，我想可能是四楼吧，我说不准了。我当时正坐在便桶上，高高地提起裙子，像某首诗或者歌曲所描写的那样，读着佩德罗· 加菲亚斯优美的诗歌，那时他已经死了有一年，佩德罗先生，多么忧伤的一个人啊，为西班牙以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而忧伤——谁能想像得到当丑恶、狂暴的警察涌进大学的那一刻我正在卫生间里读诗吗？我跑题了吗？我想生活充满了各种奇妙和神秘的事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佩德罗· 加菲亚斯，由于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诗歌和我长期养成的在卫生间读诗的习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狂暴的警察进来了，军队进来了，而且在拽走他们能找到的每个人。我听到了某种吵闹声。在我灵魂中翻腾的声音！可以说当时吵闹声越来越大，这时我才开始留心起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听到隔壁小间有人拉开锁链，我听到门砰地响了一声，听到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听到草坪上升起喧嚣声，那片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像绿色海洋般把系楼围衬得像个小岛，这样的地方从来都是充满喃喃细语和爱意的。这时佩德罗· 加菲亚斯诗歌的泡沫爆了，我合上书，站起来，拉开锁链，打开门，大声说着什么，嗨，我说，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可是没人应答，使用卫生间的人都不见了，虽然早知道不会有人应答，我还是说嗨，有人吗？也许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后来我洗了洗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看见一个高大、瘦削的金发女郎的样子，那张脸上已经有不少皱纹，太多的皱纹，像佩德罗· 加菲亚斯曾对我说的那样，完全是堂吉诃德的女性版，接着我走出去来到过道，到那儿后我忽然意识到出事儿了，过道里空无一人，楼下传来喊叫声，让你震耳欲聋，在创造着历史。我当时怎么办了？我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儿。我走到一个窗户前向下望去，我看到很多士兵，我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我看到很多坦克，然后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这样一直看到过道尽头，我看见了敞篷车，里面圈着被捕的学生和教授，那场景很像描写“二战”的电影和玛丽亚· 弗里克斯和佩德罗· 阿曼达里斯表现墨西哥革命的电影交错在一起的画面，一幅黑乎乎的布景上荧光闪闪的小小人影在活动着，就像人们常说的疯子或者处于高度恐惧状态的人眼中看到的情景。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待在这儿别动。不要自投罗网被抓去了，宝贝。待在这儿别动，奥克西里奥，宝贝，别让他们把你写进他们的名单里。如果他们想要找你，就让他们来找好了。然后，我又回到卫生间，这事儿显得有点怪怪的，我不仅回到了卫生间，而且又返回刚刚待过的那个格子间，我又重新坐在马桶上，我是说又撩起裙子，拉下内裤，可是并没有什么内急之需（对此人们有更准确的说法：肠道松弛，但我不属于这种情况），然后打开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书，不过毫无阅读的欲望，我开始慢慢地读起来，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声音，靴子的声音？上过钉的靴子的声音？可是，嗨，我心里说，这不是巧合吧？接着我听到好像有声音说一切都有条不紊，不过也可能是说别的意思，有人，也许就是刚才讲话的那个杂种，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进来，我像雷诺阿画中的芭蕾女般踮起脚尖，我的内裤掉在瘦骨嶙峋的脚踝上，绊在当时穿的一双鞋上，那是一双非常舒服的黄颜色的软底鞋，我等着那个士兵一个一个搜查小格子间，已经作好了准备，万一他来了，绝不开门，要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最后的自治堡垒守卫到底——我，一个穷困潦倒的乌拉圭女诗人，跟任何人一样深爱着墨西哥——我这样等待的时候，一种奇异的寂静忽然降临，好像时间发生了断裂，顷刻间朝四面八方飞奔，那是一种纯粹的时间，不掺杂任何语言的色彩，也不带动作或者行动的成分，接着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那个士兵在入迷地盯着镜子，我们两个在文学系四楼的女卫生间里像雕塑般凝固不动，就是这样，然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远方，我听到门关上了，我直起的双腿又恢复成原来的姿态，好像完全出于自动。我要说，我那样坐了三个多小时。我记得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天开始黑下来。我得承认，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可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清楚自己的职责。于是我走到卫生间惟一的窗户前向外望去。我看见远处有一名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