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软性平衡并不仅限于联合国的范围内。在联合国之外，各种外交活动以及和平运动将全球性争论话题从萨达姆之罪转到了美帝国的威胁。这使得盟国在向美国提供基地和后勤支持时遇到重重困难，继而伤及美国的硬实力。正如前文中所举的例子所示，土耳其国会拒绝了美国地面部队过境；而沙特阿拉伯虽然自1991 年开始就向美国提供空军基地，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却开始变得勉强起来。

出于未来全球军力部署的需要，美国要从他国获得入境或飞越领空的权力，而上述的软平衡已经实实在在影响到了美国的硬实力。当“支持美国”成了选举的毒药，即便那些一向对美国持友善态度的领导人也不太可能同意美国的要求。此外，当初绕开联合国的做法也让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增添了经济上的付出。以至于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做出如此评论：“帝国式的外交政策正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伊拉克战争末期，布什政府摒弃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做法，而只是在联合国上下狠功夫。”

2003 年夏天，布什政府拒绝扩大联合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事务上的作用。据估计，事后美国为这个决定付出了1 000 多亿美元的代价，这笔费用平均分摊到美国家庭是每户1 000 美元。在绝大多数维和行动中，联合国为派遣部队的国家支付大部分费用。1991 年的海湾战争，布什政府为多国联盟支付了80 ％的费用；而克林顿政府在海外行动中只负担了15 ％的重建和维和开支。由于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一些国家拒绝参与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至于那些参与国，例如波兰、乌克兰、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美国得为其行动支付约2.5 亿美元的花销。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避开联合国，拒绝承认其合法性。还有一些人认为，与联合国作对可以从中赚一笔。他们认为，伊拉克战争可谓“一箭双雕”：既赶跑了萨达姆，又打击了联合国。更有人敦促，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取代联合国。但所有这些想法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民主国家之间存在诸多关键性分歧。在联合国合法性的问题上，美国只能影响国际观点，而无法独自做决定。再者，向民主国家国会施压的软平衡战术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外进行。凭借着互联网，无固定形式的自由组织能迅速动员起一场抗议活动，相比之下各种等级森严的组织是无法办到的。越南战争时期，策划一场抗议活动需要耗时数周甚至数月准备宣传册、海报以及打电话等。抗议集会的规模花了4 年时间才从2.5 万人增加到1969 年的50 万人。相比之下，2003 年2 月伊拉克战争前，一个周末的工夫，美国和欧洲就分别聚集起80 万人和150 万人规模的抗议集会。

抗议不能代表“国际社会”，但一些重量级国家的观点却被概括为“国际社会”的意见。而抗议者恰恰经常能影响这些国家的社论主笔、国会议员和重要人物的态度。虽然“国际社会”这个概念也许并不准确，但即使那些在美国发动战争的问题上拒绝考虑国际影响的人，也不得不顾及“国际社会”。他们甚至辩称，如果美国能重建出一个更好的伊拉克，那么出兵伊拉克的合法性便会得到世人的认同。在棘手的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布什总统会求助于“国际社会”的意见，但他的一些顾问却认为那完全不可靠。有关合法性的持续争论正好说明软实力是多么重要。道德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