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同年，乔治·斯蒂格勒获得志趣相投的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替政府辩解一下。毫无疑问，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斯蒂格勒很快地提出当时的经济低迷是经济萧条的表现。因此，他在其自传《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Memoirs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写道，他“被人从歌舞表演时代的舞台上驱逐出来，而那个时代只适合存在于影视城里”。

人们可能会称赞斯蒂格勒的诚实，但是当时他们难以接受“1982年的经济状况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观点，因为1982年失业率最高才达到11%，而大萧条时代的失业率为25%。然而，1982年的经济衰退确实相当严重，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的看法是对的。

1982年斯蒂格勒举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新闻发布会，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斯蒂格勒和其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一样，是通过科研和发表文章两个途径来影响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而不是通过为政府出谋划策或直接与公众进行交流来施加影响的——尼克松总统曾经邀请斯蒂格勒担任外贸顾问，但被他委婉地拒绝了。斯蒂格勒非常信奉凯恩斯关于经济学家具有微妙影响的名言（摘自凯恩斯的《通论》）：“经济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其实际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出想象……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并不受知识界的影响，其实通常他们会受一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支配。野心勃勃的当权者听取着同时代的人提出各种意见，却在某些已故的拙劣学者的思想指导下制定政策。”总的来说，斯蒂格勒不在政府任职，却能使他的学术文章影响政府决策，同时影响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各种观点。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我敢肯定，斯蒂格勒对于政策和政治家的影响必然超出绝大多数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在政府工作了很长时间。

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都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斯蒂格勒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为什么弗里德曼来芝加哥是他的功劳：“1946年春天，我接到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信，聘请我到他们学校担任教授……于是我来到芝加哥大学，见到了校长……他告诉我因为我的研究实证性太强，所以不能聘我做教授……因此，教授职位被让给了弗里德曼，而科尔韦尔校长和我则创办了新芝加哥学派。”直到1958年斯蒂格勒才回到芝加哥（担任职位更高的华尔格林经济学教授），很早以前他在那里研读理论家兼社会哲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的研究生课程。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信条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都能够运行良好，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是有限的。第二个信条不但适用于狭义的经济领域，而且对于各类广泛的社会问题、对真实发生的现象都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这与加里·贝克尔强调的一样（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进行详细论述）。

斯蒂格勒对芝加哥学派的最突出贡献是他对政府管制效应的实证研究，例如对电力使用和财政部门的研究。尽管斯蒂格勒早期着重于强调垄断带来的危害以及理论上反垄断的好处——在这些方面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与亚当·斯密的思想比较相近，但后来他开始相信公司规模大并不一定是坏事，政府管制和反垄断法的实施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认为，政府经常会阻碍市场竞争，加剧无效率的发生，并被政治势力较强的行业所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