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的不良后果增加了斯蒂格勒的疑虑，他不断地思考既然这样，政府为什么还要干预经济。他提出，我们应该通过认真研究成功企业和失败企业所带来的相关政治影响来预测政府将来会做什么，而不是预测政府应该做什么。因此，如果受关税保护的部门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游说团去说服政府，那么关税就会提高。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政府机构会保护本来打算进行管制的部门，维护它们的垄断利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互影响正说明了这种分析的特点，而且这种分析已经对政治学家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20世纪60年代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阐述了市场中的价格扩散取决于寻找成本的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解释广告、零售商及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市场的作用。他认为通过观察竞争者的价格来维持垄断价格是很难做到的，他还证明了政府实行公开采购意味着政府将会支付高昂的价格。信息研究在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开辟了许多当前重要的研究领域。

斯蒂格勒的第一个研究领域是经济思想史，而且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不仅仅局限于描述经济学理论的变化，更注重分析经济学家的思想如何影响着未来经济学家和评论家的工作。他还运用引证相关的数据，例如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来客观地衡量这些研究成果对以后学术研究的影响。

在之前描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中，我曾提到1974年弗里德曼的一番话打消了我出席“朝圣山学社”会议的念头，后来正是斯蒂格勒再次说服我参加这个组织。为了帮助我加入这个组织，1990年他向该组织的委员会提出，我已经参加过他们举办的两次会议，因为这是成为会员的必备条件。在斯蒂格勒的帮助下，该组织委员会吸收我作为他们的成员。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名既不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以前也没有参加过他们举办的会议而被吸收为会员的人（希望我的坦白不会导致被“朝圣山学社”开除）。

斯蒂格勒一生成就卓越，直到80岁他的研究仍然硕果累累，这可能与他的兴趣极为广泛有关。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即使被他批评的人也这样认为，他优美的文风也使广大的读者获益匪浅。因此，用一个有关他的智慧小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当时斯蒂格勒正在积极筹备1992年8月在温哥华召开的“朝圣山学社”大会。早先他就一直打算让我当选为会员，因此他邀请我在温哥华的会议上发言，但他告诉我这个组织只为与会者提供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我知道斯蒂格勒从来不坐二等舱，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并说我会按照他的建议坐头等舱去温哥华。我的这点幽默比起斯蒂格勒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回答道：“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搭过路车去温哥华。”

1991年12月，在温哥华会议举行的前期，斯蒂格勒逝世了。我怀念他的经济学思想，同样，我也怀念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