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您的观点在会议上没有什么响应者吧？会议期间您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这是不是有感而发？

厉以宁：我的提议没有什么反响，但我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所以，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我再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在这个会议上，提股份制的就多了，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礽、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都表示同意，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马国川：但是，大家对股份制的了解其实并不一致。

厉以宁：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西方经济学不熟，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家在呼唤中国股份制上都是有功劳的。我记得，那次会议由万里主持，万里对股份制一直是非常支持的。

马国川：那时万里已经从安徽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厉以宁：“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结束后，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市委书记段君毅说可以，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通过银行贷款都已经解决了。其实，这时候股份制已经开始在农村出现萌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某些社办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自发地采用了集资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红的办法，使企业规模越搞越大，企业经营充满活力。农民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股份制的雏形。当然，还很不完善，所以后来才要进行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马国川：是不是可以说，是知识青年返城催生了中国的股份制？

厉以宁：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从1978年开始，我就和恩师罗志如先生开始撰写《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英国曾经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由于工业的发达，曾把自己炫耀为“世界工厂”。但自20世纪初叶以后，它却逐渐衰弱，患上了人们所说的“英国病”。其症状是：停停走走的经济、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分权日益严重的趋势。为了确认其症状，查明其根源，预测其发展趋势，我们研究了20世纪以来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试验”、“国有化”、“计划化”都不是英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从那时起，我就把所有制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我开始认识到，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