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所有制改革在当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主要是讲国有企业的改革，可是国有企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实行承包制、再到“利改税”，都没有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波折，也使得股份制的思路开始受到重视了吧。

厉以宁：谈不上重视，但是在大家的呼吁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改革方案开始出现。1984年我在安徽马鞍山市所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直接论述了中国所有制改革问题，包括企业发行股票、职工入股、组建公司集团、居民成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等设想。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大概在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考察团也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多卷本的调研报告，对中国存在的经济问题和可选方案提出系统的意见。报告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和企业间的恰当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将国有企业的财产划分为股份，分散给若干不同的公有机构，如政府、银行、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其他企业等持有，以此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公司制企业。股份制为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马国川：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同时提出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

厉以宁：为什么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城市改革的重点？因为这时期非国有部门活力提高，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改革却远远落在后面。因为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制度，效率没有多少提高，生产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大量能源投入，特别是投资支撑。而仅仅“扩大企业自主权”不能建立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竞争约束，企业财务预算约束反而更趋软化，作为国民经济支柱部门的国有经济大量“失血”。

马国川：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世界银行的方案没有被采纳。

厉以宁：当时世界银行建议中国采用休克疗法，通过放开价格的方式进行改革。“二战”后，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夜之间废除了价格管制，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北大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情况和西德不一样，西德的放开价格可能有效，因为它是私有经济，中国的公有经济放开价格可能就没有效果，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革，首先把微观基础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