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这个观点您在1986年5月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上也讲过。

厉以宁：听众有上千人吧，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比较。两年以后的1988年，因为价格闯关而引发的抢购热潮初步证实了我的论断。

马国川：1986年您已经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您的意见与当时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主导观点有分歧。

厉以宁：“文革”前我到湖北江陵县参加“四清运动”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布衣莫问官场事”。系主任不是官，我也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的研究结论。这时候谈股份制和1980年就不一样了，1980年谈股份制主要是为解决就业问题，到了1986年就是整个中国改革思路的大问题。

马国川：而您个人的思想是以一贯之地认为股份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厉以宁：对。但是当时不好提啊，人们的思想不能接受啊！

马国川：当时社会上反对股份制的声音仍然很大。甚至有人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厉以宁：压力很大，总起来说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这个大帽子当时是很吓人的。即使是经济学界人士，也对股份制的性质有顾虑。不少人反对股份制，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如有的学者针对利用股份制可以克服国有企业的短期行为的观点，提出全民所有制并不必然产生企业短期行为，克服短期行为也不必采用股份制的办法；有的学者站在搞活企业的角度，认为股份制与搞活企业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学者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会产生一系列弊端，如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感、助长投机心理以及为新的不正之风开辟门路等问题，提出股份制绝不是什么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就会变公有为私有；有的学者则对股份制的程度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认为国有企业可以推行股份制，但不应该推行股份化。还有的学者担心，推行股份制企业并不一定能够使产权明确，制止企业的短期行为和浪费，等等。当然也有学者同意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可是许多人对到底什么是股份制不甚了了。在他们心目中，“股份制”就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而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